二、给定资料
1．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兼天圣制药公司董事长刘群旗下有22家公司，净资产2．5亿元，年销售额超过6亿元。2008年1月，他刚刚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垫江县桂溪镇石岭对村委会主任。刘群还坚持把户口从主城南岸区迁到自己的“治所”——垫江县桂溪镇石岭社区，开了亿万富豪“非转农”的先河。
刘群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岗，老者有其依，幼者有其养，患者有其医，少者有其学，人人有其居”。
“刘群说要把我们村建成西部的‘华西村’，大家都很兴奋。”村民肖良政翻开他的笔记本，上面记有刘群上任当天的演讲纲要。家里有3个娃上学的他，最关心刘群讲的学费问题。刘群许诺过，要让村里所有的孩子至少读完高中，困难家庭上学费用由村委会解决。
在当地老百姓看来，石岭村发展最缺的还是钱。但刘群说：“我下乡不带钱，只带知识、思想，还有一双手和两条腿。”刘群相信一个观点，农村最缺的不是钱，是知识和思想，是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才。他上任之后，烧的第一把火，是给村里的困难群众发一笔过年钱。不过一这笔钱不是刘群自己出的，是他从民政部门争取来的。
刘群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就是石岭村的发展规划。在他的脑子里，石岭村实际上已经被划成农产品贸易区、农产品深加工区、工业区、特种农业种养旅游开发区4个不同的功能区。目前，刘群已经请来了工程设计建设方面的专家到石岭实地勘察。与之相配套，刘群还准备办一所“农民大学”，对石岭村民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
仅仅在垫江县，像刘群这样的“老板型”村官就达67人。这种“老板村官”，一般都是本地人，外出经商成功以后，把资金和项目带回来，他们也愿意与乡亲们分享自己的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市场等资源。
当地也有干部担心：短期来看，这类“老板村官”在修路、引进项目等具体问题上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回馈乡里的意愿能维持多久，他们支持农村发展能到什么程度，都难以控制。
据介绍，石岭村委会成员中，除了由镇里支付工资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及两个副主任以外，其余领导成员可由刘群任命。“刘群可安排副主任或主任助理，名额不限，但工资自付。”刘群拟设的机构，包括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福利保障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今后将成为石岭村的重要决策机构，但他们只对刘群负责。这实际上弱化了村民自治，也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权力格局。
2．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子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
早在2003年，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年的工资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心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
“有钱了，富人想当官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些村民说。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富人跃上农村的政治舞台虽然已成趋势，可随之而来的贿选、精力分散、以权谋私等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多受诟病。
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是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需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没有必要，对此行为求全责备更不必。
3.2008年12月9日，陕西省韩城龙门村第七届村委会选举，最终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选当选村主任。竞选前王对村民承诺，要在上任前两年每年为每位村民分5000元，第三年分10000元。他当选后第二天就个人垫资13。O多万元，提前兑现其3年任期内的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这在韩城乃至渭南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记者问王文选为什么要竞选“村官”时，王文选给出的解释和竞选时给村民的诺言一样。他说自己生在龙门村长在龙门村，对村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村主任的目的是想让家乡面貌变得更好，让村民都走上富裕的道路。他认为，要发展经济需要有投入的资本，所以他把钱提前发给大家，让村民“用钱生钱”。
有人则认为王文选是看中了村办企业的利润，通过“天价”得到“村官”后为自己牟利。对此他解释道，他现在赚到的钱，足够他和家人享用了。他的海燕集团2008年产值已达10个亿，上缴税金1.3亿，而且他在龙钢等大企业也有股份。而龙门村现有的村办企业，估计年产值加起来也就是1000-2000万元。以他多年做企业的经验，他认为发给村民的1332万三年肯定能收回来。如果难以收回，他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
4.2009年1月14日，陕西安康学院二年级女学生、19岁的白一彤，高票当选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村长，被网民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
在白一彤当选之前，高杰村的这次换届，已经有过一次候选人提名、三次正式选举，没有一人的票数能够过半。她竟以近98%的得票率，鹤立鸡群。
白一彤的背后，站着她的“显赫”家族。事实上，她的参选，也的确缘自父亲白岩林的一个电话。只有她的户籍在村里，具备候选人资格。
白一彤的爷爷白补厚，曾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去世多年，素有官声。大伯部队转业后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伯现为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在陕北颇具影响力。在这个完全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中，白一彤的父亲白岩林最显特别。
他当过兵，之后在乡镇武装部工作过，开诊所、卖粉条、贩红枣、开饭馆，“什么都做过”，2001年离职下海，来到榆林。他的车号和手机号码末五位都是88888。
这一个月时间里，村民已经感受到女孩父亲特殊的能量。
村里挂起的1万盏灯笼，是他从太白酒业和西凤酒业要来的；发给农户的煤球，是他从长乐堡煤矿要来的；摆在村道旁的垃圾箱，是从榆林市建设局募来的；计划三月初八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他已经跟延长油田定边采油厂厂长谈好，企业送一台歌舞，并且吃、住、行自理；计划中的抽水工程，“还是准备向石油集团伸手……”
他向村民说明他打算拆掉哪里，在哪里建什么样的新村，怎么补贴怎么分配。村民痴痴地听着，目光跟着他手指的方向。他要将无定河壁上的一排洞窟建成千年古寨的旅游景点，“今年十一就弄好，上面一排太阳能灯，下面齐齐地码上红枣，红艳艳的，好看”。他还要将周边的空窑洞开发成窑洞宾馆，让客人吃农家饭、体验推磨。
他说：“钱不是问题”。他有太多煤矿老板朋友，这个出二十万，那个出三十万，够做许多事情。或者从神木县把自己在煤矿上的股份全抽回来，投入村里的发展，再向上面、向社会争取资金……
高杰村人选择的，是白补厚的子孙一家。他们读了书、挣了钱，有祖辈的清誉，有现实的资源，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镇上的一位老者说：“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选举现场哪怕是宣读一百条承诺，都没有用。”
2009年1月18日，白一彤站在一群陕北汉子中间安排，拍着大老爷们的肩膀，不时爽朗大笑。白一彤说：“目前村上的账目还没有交。好多人跟我说：‘以前的别管了。’但我的想法是：能调解尽量调解，谁造成的亏空谁补回来。如果抗拒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走法律程序。”
大年三十，白一彤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大米、面粉、食用油，慰问了村里的孤寡老人。
正月初三，高杰村首届农民运动会如期举行。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父亲白岩林把小车长期留在高杰村，助理负责为白一彤处理各种对外事务。还有一个也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日夜陪伴着白一彤，为她提包，给她解闷，照顾她的生活。
选举前发放的宣传单上，白一彤承诺几年内带领父老乡亲做好10件大事，包括建一个综合服务大楼、一所新型合作医疗所、修建一条环山公路等。如今，只有“春节前每户发放1000斤煤”兑现，而恰恰就是这一条承诺的兑现，让她陷入了“贿选”舆论漩涡。之前的修路过程中，曾经砍了别人的枣树，毁了邻村的窑洞，白一彤还与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白一彤希望把废弃的村小学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却拿不到小学的钥匙。她认为镇上不支持她的工作。镇党委书记惠生礼说，小学校舍的产权构成复杂，至少要与邻近六个村协商才能借用。
当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经给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打电话。“她说镇里主要领导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调整一下，把另一个乡镇的领导调过来。”张常青说，“我觉得白一彤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评了一顿。”
白一彤说：“有时候真想打退堂鼓，哭过很多次。”现在，她会一面笑着说当初被父亲骗了，一面正色道：“我是高杰村人，也是80后的大学生，感谢父老乡亲给我平台，让我为家乡脱贫致富贡献自己的才能。”
5．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名学者认为，富人争当村官且经过合法选举程序能够当上村官，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农村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对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5月21日上午，广东省贯彻落实《广东省（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全面部署该办法的实施和领导干部问责制。《实施办法》规定，党政领导于部采取违法措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对于群体事件处置方法失当或者不作为，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等20种情形将被问责。
《实施办法》规定，该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以及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枧构的领导成员，而且还明确规定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也完全适用此办法。这意味着此次《实施办法》问责对象囊括了党委和行政系统两个领域。与200S年9月广东实行的《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相比，此次问责的对象明显扩大了。
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内部惯例”到“成文规定”，从“弹性问责”到“刚牲问责”．从“行政首长问责”到“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实施办法》中说明，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其中，责令公开道歉的问责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与其他问责方式合并适用。
而对于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或不配合问责调查；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对检举人、控告人、投诉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打击、报复、陷害；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办理问责事项的工作人员；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问责情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等情况的将从重问责。
2.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随着这一保证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决策的出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正在走向法制化。基层干部对此反响强烈，心态不一。
心态一：懒官、庸官不好当了
随着问责制的出台，基层干部普遍感到了压力。严格的问责制度很有必要，有利于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有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说，有的领导干部因为到了年龄界限提拔无望，工作热情消退，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出工不出力，整天混日子。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一味当老好人，开展工作以不得罪人为目标．遇到难题就躲、出了问题就推、有了荣誉就抢。
还有的于部一心只想当“太平官”，碰到群众反映的复杂问题或者接到上级布置的工作难题_不是想方设法如何迎难而上、化解矛盾，而是“拖”字当头，只要拖过自己任期就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等把“烫手的山芋”留给下一任。对上述这样的干部，过去并没有太好的管理办法。问责制的出台提供了对症下药的思路。
心态二：希望问责时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
近年来，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又异地复出，有的甚至得到重用，这引发了社会和媒体的热议。基层一些干部认为，对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官员“处分一次、提拔一次”，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
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要想重新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很难。对这批官员的重新使用应当慎重。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容易失去其严肃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告诉记者，在问责制中有几个问题很关键：多大的事情才叫责任？谁来判断责任？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事实上，一个领导干部被问责，不管是职位、职级还是岗位调整．决定权都在上级。也就是说，问责制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
从制度设计分析，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问责铡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比如，一些重大的捂不住的公共事件相关领导易被问责，而日常工作中违规失职造成损失难被问责。还有，一些被媒体曝光的问题常被问责，没有形成舆论热点的则不会被问责。
心态三：“当副”也不轻松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过去干部队伍中流传着“当官要当副、不要当常务”的顺口溜，意思是做官的话当副职轻松，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和压力；在副职中不要当常务，因为常务的工作量大。
随着问责制的推行，基层一些分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访等领域的副职，感到如履薄冰，仿佛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哪天要出事，完全没有了过去“当官要当副”的轻松。
某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名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说，地方为了发展经济，难免会上一些有污染的项目。作为分管领导，理论上权力和责任都是我的，可实际上只有责任，没有权力。试想一下，县里花大力气招商引资进来的项目，我能否决吗？我敢否决吗？可一旦出了问题，板子首先打到我身上。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情况下的问责制如何落到实处？如何体现公平？这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心态四：怕担责尽量“大事化小”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群死群伤、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责任事件难以隐瞒。基层想捂也捂不住，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
有的干部认为，问责制应当进一步细化，便于操作。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还原重大责任事件的本来面貌。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官员才不敢懈怠，进行“技术性造假”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压缩。
心态五：期盼“问责制”科学化
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创新，为官员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证。基层一些干部期盼这项制度能够法制化、科学化。
中部地区某地级市一名副市长说，基层干部期盼问责制内容科学、考评科学、目标合理。
他说，如果目标要求过高，甚至脱离地方实际，比如给经济欠发达地区制订过高的财政目标，会给基层干部带来沉重压力，也会导致干部队伍出现抵触情绪。“干部也是人，也属于‘以人为本’的范畴。目标考核管理要让干部跳起来摘得到桃子，这样才能形成正面激励效应。如果干部再怎么努力也完不成目标，这样的管理制度就脱离了实际”。
一些干部认为，问责制是个系统工程，相关配套政策要加紧跟上。近年来“多头管理”模式是造成一些领域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比如，食品安全事故问题不断，工商、卫生、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遇到利益大家都争，碰到问题又互相推诿，出了事又因权责不明而造成追责不力，留下真空地带。这就需要理顺有关管理体制，为问责制的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2009年12月，广州“公费出游”干部罗国华免职两个月后闪电式履任新职。类似事件近一个时期以来频频出现、屡见不鲜，其中不乏职务升迁者，引发广大网民的热议，业内专家们也及时给出了回应。中央党校教授林赭表示，罗国华被免职两月后迅速复出一事是极不严肃的。
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认为：“我国对官员问责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极大。对官员缺乏刚性问责的严重后果是，不但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而且还容易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网民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意见，部分网民认为，“问责干部”神秘复出是“官官相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作祟；也有网民认为，可以理解“问责干部”的复出，只要符合规定、表现良好，民众可以接受，但复出的方式需要探讨，“高调问责、悄悄复出”是对舆论的极大伤害。
对“问责干部”复出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下结论，需要冷静思考、客观分析、全面透视，避免偏激和片面，要对具体人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问责干部”不能“一棒打死”，要给他们改过立功的机会。对“问责干部”复出更不能简单行事，要审慎对待。
首先，“问责干部”复出必须从严对待。“问责干部”可以复出，但是必须有严格的复出程序，不能简单行事。“问责干部”复出要有原则，绝不能不声不响、暗箱操作，更不提倡闪电式复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关键是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问责干部”复出也是选人用人的一部分，复出的全过程必须充分体现民意，切实落实群众选拔任用干部中的四种权利，要严格
考核程序、公开推荐人、公示任用理由、透明新任岗位。对于“问责干部”复出后再次发生重大事件或造成恶劣影响的，除了要惩戒责任干部外，还应追究推荐人的责任。
其次，“问责干部”复出必须健全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干部”复出机制应该充分考虑四个因素。其一，“问责干部”的认错态度和悔过表现
二、给定资料
1．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兼天圣制药公司董事长刘群旗下有22家公司，净资产2．5亿元，年销售额超过6亿元。2008年1月，他刚刚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垫江县桂溪镇石岭对村委会主任。刘群还坚持把户口从主城南岸区迁到自己的“治所”——垫江县桂溪镇石岭社区，开了亿万富豪“非转农”的先河。
刘群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岗，老者有其依，幼者有其养，患者有其医，少者有其学，人人有其居”。
“刘群说要把我们村建成西部的‘华西村’，大家都很兴奋。”村民肖良政翻开他的笔记本，上面记有刘群上任当天的演讲纲要。家里有3个娃上学的他，最关心刘群讲的学费问题。刘群许诺过，要让村里所有的孩子至少读完高中，困难家庭上学费用由村委会解决。
在当地老百姓看来，石岭村发展最缺的还是钱。但刘群说：“我下乡不带钱，只带知识、思想，还有一双手和两条腿。”刘群相信一个观点，农村最缺的不是钱，是知识和思想，是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才。他上任之后，烧的第一把火，是给村里的困难群众发一笔过年钱。不过一这笔钱不是刘群自己出的，是他从民政部门争取来的。
刘群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就是石岭村的发展规划。在他的脑子里，石岭村实际上已经被划成农产品贸易区、农产品深加工区、工业区、特种农业种养旅游开发区4个不同的功能区。目前，刘群已经请来了工程设计建设方面的专家到石岭实地勘察。与之相配套，刘群还准备办一所“农民大学”，对石岭村民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
仅仅在垫江县，像刘群这样的“老板型”村官就达67人。这种“老板村官”，一般都是本地人，外出经商成功以后，把资金和项目带回来，他们也愿意与乡亲们分享自己的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市场等资源。
当地也有干部担心：短期来看，这类“老板村官”在修路、引进项目等具体问题上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回馈乡里的意愿能维持多久，他们支持农村发展能到什么程度，都难以控制。
据介绍，石岭村委会成员中，除了由镇里支付工资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及两个副主任以外，其余领导成员可由刘群任命。“刘群可安排副主任或主任助理，名额不限，但工资自付。”刘群拟设的机构，包括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福利保障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今后将成为石岭村的重要决策机构，但他们只对刘群负责。这实际上弱化了村民自治，也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权力格局。
2．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子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
早在2003年，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年的工资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据悉，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心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
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
“有钱了，富人想当官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些村民说。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富人跃上农村的政治舞台虽然已成趋势，可随之而来的贿选、精力分散、以权谋私等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多受诟病。
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是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需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没有必要，对此行为求全责备更不必。
3.2008年12月9日，陕西省韩城龙门村第七届村委会选举，最终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选当选村主任。竞选前王对村民承诺，要在上任前两年每年为每位村民分5000元，第三年分10000元。他当选后第二天就个人垫资13。O多万元，提前兑现其3年任期内的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这在韩城乃至渭南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记者问王文选为什么要竞选“村官”时，王文选给出的解释和竞选时给村民的诺言一样。他说自己生在龙门村长在龙门村，对村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村主任的目的是想让家乡面貌变得更好，让村民都走上富裕的道路。他认为，要发展经济需要有投入的资本，所以他把钱提前发给大家，让村民“用钱生钱”。
有人则认为王文选是看中了村办企业的利润，通过“天价”得到“村官”后为自己牟利。对此他解释道，他现在赚到的钱，足够他和家人享用了。他的海燕集团2008年产值已达10个亿，上缴税金1.3亿，而且他在龙钢等大企业也有股份。而龙门村现有的村办企业，估计年产值加起来也就是1000-2000万元。以他多年做企业的经验，他认为发给村民的1332万三年肯定能收回来。如果难以收回，他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
4.2009年1月14日，陕西安康学院二年级女学生、19岁的白一彤，高票当选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村长，被网民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
在白一彤当选之前，高杰村的这次换届，已经有过一次候选人提名、三次正式选举，没有一人的票数能够过半。她竟以近98%的得票率，鹤立鸡群。
白一彤的背后，站着她的“显赫”家族。事实上，她的参选，也的确缘自父亲白岩林的一个电话。只有她的户籍在村里，具备候选人资格。
白一彤的爷爷白补厚，曾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去世多年，素有官声。大伯部队转业后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伯现为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在陕北颇具影响力。在这个完全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中，白一彤的父亲白岩林最显特别。
他当过兵，之后在乡镇武装部工作过，开诊所、卖粉条、贩红枣、开饭馆，“什么都做过”，2001年离职下海，来到榆林。他的车号和手机号码末五位都是88888。
这一个月时间里，村民已经感受到女孩父亲特殊的能量。
村里挂起的1万盏灯笼，是他从太白酒业和西凤酒业要来的；发给农户的煤球，是他从长乐堡煤矿要来的；摆在村道旁的垃圾箱，是从榆林市建设局募来的；计划三月初八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他已经跟延长油田定边采油厂厂长谈好，企业送一台歌舞，并且吃、住、行自理；计划中的抽水工程，“还是准备向石油集团伸手……”
他向村民说明他打算拆掉哪里，在哪里建什么样的新村，怎么补贴怎么分配。村民痴痴地听着，目光跟着他手指的方向。他要将无定河壁上的一排洞窟建成千年古寨的旅游景点，“今年十一就弄好，上面一排太阳能灯，下面齐齐地码上红枣，红艳艳的，好看”。他还要将周边的空窑洞开发成窑洞宾馆，让客人吃农家饭、体验推磨。
他说：“钱不是问题”。他有太多煤矿老板朋友，这个出二十万，那个出三十万，够做许多事情。或者从神木县把自己在煤矿上的股份全抽回来，投入村里的发展，再向上面、向社会争取资金……
高杰村人选择的，是白补厚的子孙一家。他们读了书、挣了钱，有祖辈的清誉，有现实的资源，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镇上的一位老者说：“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选举现场哪怕是宣读一百条承诺，都没有用。”
2009年1月18日，白一彤站在一群陕北汉子中间安排，拍着大老爷们的肩膀，不时爽朗大笑。白一彤说：“目前村上的账目还没有交。好多人跟我说：‘以前的别管了。’但我的想法是：能调解尽量调解，谁造成的亏空谁补回来。如果抗拒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走法律程序。”
大年三十，白一彤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大米、面粉、食用油，慰问了村里的孤寡老人。
正月初三，高杰村首届农民运动会如期举行。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父亲白岩林把小车长期留在高杰村，助理负责为白一彤处理各种对外事务。还有一个也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日夜陪伴着白一彤，为她提包，给她解闷，照顾她的生活。
选举前发放的宣传单上，白一彤承诺几年内带领父老乡亲做好10件大事，包括建一个综合服务大楼、一所新型合作医疗所、修建一条环山公路等。如今，只有“春节前每户发放1000斤煤”兑现，而恰恰就是这一条承诺的兑现，让她陷入了“贿选”舆论漩涡。之前的修路过程中，曾经砍了别人的枣树，毁了邻村的窑洞，白一彤还与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白一彤希望把废弃的村小学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却拿不到小学的钥匙。她认为镇上不支持她的工作。镇党委书记惠生礼说，小学校舍的产权构成复杂，至少要与邻近六个村协商才能借用。
当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经给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打电话。“她说镇里主要领导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调整一下，把另一个乡镇的领导调过来。”张常青说，“我觉得白一彤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评了一顿。”
白一彤说：“有时候真想打退堂鼓，哭过很多次。”现在，她会一面笑着说当初被父亲骗了，一面正色道：“我是高杰村人，也是80后的大学生，感谢父老乡亲给我平台，让我为家乡脱贫致富贡献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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