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答
注意事项
(1)．本卷限时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
(2)．用黑色钢笔(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卷相应位置上：用2B铅笔填涂第一页准考证号的信息点。
(3)．看清答题卡题号位置，每题都要用黑色钢笔(签字笔)作答在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上的一律无效。
(4)．请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5)．答题结束后，将题本交给监考人员。上交时，务必请他(她)在你的准考证上签收。否则，若题本遗失，由你承担责任。
给定资料
(1)．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48.9%的群众有病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其中主要是农民因经济原因难以及时就医。卫生部部长高强日前接受专访，对中国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从五方面进行了剖析。
一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民患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要到外地、到大医院就诊，不仅造成了看病困难，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二是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据2003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
三是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收入，出现了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
四是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难以实施有效监管。
五是农村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据统计，目前农村乡镇卫生院人员中，本科毕业生仅占1.6%，大专生占16.9%，中专生59.9%，有21.6%的卫生人员没有任何学历，难以承担繁重的医疗卫生服务任务。
(2)．近日，某村一位王姓妇女向笔者诉说，前两天她的腿疼，花300元买了一位游医的膏药，结果上当，一点作用也没有。那位游医称自己膏药是祖传秘方，具有贴到病除之疗效，原来是假的。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小镇上李老汉买游医中药泡药酒治腰疼，也被骗去300元钱，与他一块儿上当的还有200多人。
李老汉讲，卖中药一伙儿有4人，有一个自称祖传的中医大夫，其他3个服务员，开始并不说卖什么药品，他们打着河北省某市药酒厂牌子，今天讲腿疼毛病怎样预防，明天讲腰腿疼，还讲高血压糖尿病之类慢性毛病怎样预防，每天一两个小时授课，讲完就免费发放治腰腿疼的约酒、膏药，还发毛巾、牙膏、塑料手镯等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农村一些在家义有点小毛病的妇女老人听说之后，便一传十十传百，人越聚越多，每天他们吃完早饭，骑着脚踏三轮车去听课。这伙人利用农村一部分人贪图小便宜，又患有腰腿头疼高血压等之类慢性病，小医院治不好，大医院花钱多看不起的心理，骗取信任，设下圈套。课讲到第7天，他们开始出售药品，两小包用塑料袋封好的中药售价300元，声称只要喝上两个疗程，什么慢性毛病腿腰头疼就能彻底治好，买药赠送纪念品。于是村民们你两包我两包争相购买，一个上午，就有200多人购买中，有人买到药回到家里，恐怕有假；还有人买药后想要纪念品，然而等到第二天早晨，他们赶到老地方，早人去院空，有人提着药到医院找中医辨别药真假，中医说这种药泡药酒治腰腿疼作用不大，这才知道上当。200多人，6万多元，就被一伙儿卖假药的骗子骗走。
(3)．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广州日报1月16日刊登了《粤7位“赤脚医生”获卫生部表彰》一文后，一下子把很多读者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个“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时代”，这种怀念甚至跨越了时空距离，延伸到了网络时代，网上开始出现怀念“赤脚医生”的风潮，许多网友都对小时候赤脚医生的救助之恩念念不忘。跟今天发达的医疗水平相比，当年农村的医疗条件可谓简陋之极，那人们为什么要怀念“赤脚医生”？
无可回避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医疗现状的无奈和不满。显然，跟过去相比，当下豪华的医疗模式不仅超出了农民或者贫民阶层的支付能力，也超出了普通人群常用病和多发病的治疗需要，形成了新的医疗资源浪费，而这种浪费却又是出于医疗机构的利益需要。过度治疗和重复治疗让患者苦不堪言，而“赤脚医生”最能满足当今贫民患者普遍的悬壶济世梦想。
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是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天使。行医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是诚意，是真心!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似却有最典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反观当今的医疗机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平民意识。病房越来越豪华，收费越来越天文，大而无当的医疗体系使得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早已淡出历史的“赤脚医生”又重回人们记忆也就不奇怪了。
(4)．1969年，20岁刚出头的朱桂祥被公社派去参加县卫生局召开的合作医疗卫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桂祥响应号召成了一位“赤脚医生”，而这一当就是37年。
朱桂祥说，那个时候在生产队里，“赤脚医生”在外人看来是受人尊敬的，平常不需要参加劳动，为社员看病打针可以收些药费，另外还要从生产队里拿到补贴的工分。但是，只有朱桂祥自已了解当时工作的不易，村民的那份尊敬、“赤脚医生”优良的医德，都是他们长期不计报酬工作的结果。
朱桂祥回忆说，在1978年某个风雨肆虐的晚上，屋顶上的瓦片好像要翻起来似的。有个村民急冲冲地跑到朱桂祥家，说他妻子在家里生产，孩子是出来了，可是胎盘没出来，正流着血，家里人吓坏了。朱桂祥立即披上雨衣，背起药箱，推着自行车就出门了。可是没走多远。风太大了，自行车根本就骑不上去，他只好推着车赶路。赶到产妇家一看，病人已经奄奄一息，大出血!“不行，得马上送卫生院!”朱桂祥又帮着产妇的丈夫，冒着大雨，艰难的把病人送到了卫生院，救下了母子的生命。
还有一次，是1985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朱桂祥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风风火火赶来的一个老病号说他的妻子病得很厉害，又拉又吐。朱桂祥二话没说，背起药箱，骑着自行车就往他家赶。原来老病号的妻子得了急性胃肠炎，经过打针吃药，病人的病情逐渐好起求。朱桂祥这才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春节。
上世纪80年代初，清新县开始包产到户，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依托，对朱桂祥来说，“赤脚医生的“甜蜜的时代”结束了。他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公共补贴，成了完全自收自支、市场化的农村医务人员。此后，为了生存，朱桂祥必须提高收费标准。但是清新县是贫困县。政府无力支持乡村卫生站的建没，而农民的收入也非常有限。他的卫生站现在平均一天大概要为10个村民看病，大多是感冒、发烧之类的，他也就收费几块、十几块不等。而此间村里的三个赤脚医生。后来一个年纪大了，一个转行做生意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
朱桂祥告诉记者，他有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愿意跟他学医日后接班的，老三曾经跟过他几个月，但后来抛下一句“太辛苦了”的话也出去打工了。“现在的年轻人受不了苦，我做‘赤脚医生’晚上步行上门打针是常事，但现在的人不愿做。”朱桂祥很无奈。
(5)．不久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广东省农村有38.4%的人患病后未就诊，26%的人需要住院治疗而未住院，“部分群众因为没钱到医院看病，常常小病忍，大病拖”。医疗保障制度缺失已成为农村不稳定因索之一。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生病一住院，一年就白干’，这是广东省部分农村医疗的真实写照。”“医疗保障是个社会安全机制，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大问题”。省政协委员、曾任广东约学院院长的梁仁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向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几十年前，我们曾经用极少的资金投入解决了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这是我们优良的传统之一”，梁教授说，“1971年、1972年。广东省每年优选几百人到广东药学院培训，他们有很好的经验，有优良的医德，我们要提高的只是他们的科学性，操作的规范性。”
梁教授还提到，优良的医德是赤脚医生的重要特点之一。“‘医生不医自家病’是行规，但‘赤脚医生’顾不了这些，他医治的全是自家人、亲戚和邻居，不但自己为他们看病，还要陪他们到医院看病，他们的医德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自发而成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梁教授多次随医疗队到农村驻扎，因此对“赤脚医生”行医的艰苦环境也有着切身的体会。“有些地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晚上出去看病，只能打火把。”
“如果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考虑进去，当时农民所得到的医疗保障比现在是要好一些。那时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治疗，而大病城市也照样治不了，因此城乡医疗条件的差别非常少。”梁教授说。
“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维持到改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l999年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l．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l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l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l．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等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l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l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l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
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一小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人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