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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l999年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l．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l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l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l．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等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l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l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l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
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一小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人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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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来一年能赚七八千万元，可今年的价格怎么也上不来。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成本高。以前就一个业务员，现在增加了好几个。”J公司董事长陈某2015年以来一直忧心忡忡，经营的开关厂和洗煤厂正在经历“艰难期”，让他很发愁。

“山西‘一煤独大’，产业结构单一。中小微企业相当一部分是煤炭下游企业，为煤炭企业协作配套。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煤炭行业也不景气。”一位山西煤炭业内人士的分析得到了印证。

“干了这么多年，头一回遇到这么大的压力。2014年七月底的产值是两千万元，2015年同期下降了50%，前五个月一个订单都没拿到。”李某在大同经营一家煤机企业，生产刮板机、组合开关等煤机配件。过去煤炭风光时，他的公司风生水起，一度被当地同行业树为榜样。随着煤炭大势已去，煤机企业渐渐“门庭冷落”，甚至处在关闭或半关闭状态。“现在就是硬撑着，就算倒下也要做到当地同行业最后一个倒下的。”李某的话有一丝悲壮。

C公司总经理郭某有着相似经历。他的企业主要生产矿用支护产品等耗材，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利润可观。由于煤炭形势下滑，利润锐减，2014年产值同比下降50%，仅为2000余万元。为了节约开支，企业发起了节约资源的倡议，并在厂房竖立宣传版面，从内部号召实行节支降耗，并且通过转型扭转局势。“我们2013年开始转做水果脆片等休闲食品，已经投入1000万元，目前正在开发市场，看能不能转过来。”郭某说。

中央提出大力发展“互联网+”以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模式很火，可对于小企业。怎么把传统行业和‘互联网+’相结合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位小微企业主如是说。

山西红萍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手工刺绣、服饰生产企业，它们将四大名绣与晋城传统手工刺绣、古代丝绸文化相结合，形成“晋绣”，并邀请国内获得金奖的绣娘汇集于此，绣品工艺精美，叹为观止。市场最景气的时候，企业年产值最高达四五千万元，产品不仅畅销三晋，而且远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被授予山西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就是这样一家颇有前景的企业，因市场需求减弱，2014年产值骤降三分之二。因此，欲通过打开网络销售的渠道来拓宽市场，但是缺人、缺钱却成了“拦路虎”。董事长苏红萍坦言：“品牌进驻商场门槛太高，柜台费、人工费等费用提高了一大部分成本。加上目前资金不足，银行贷不到款，海外市场开拓就成了问题。网络销售渠道的拓展也还是空白，公司的刺绣专业人才在全国领先，但网络和销售方面的专业人才十分欠缺，所以不知道怎么建立这块市场。”

为帮助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山西省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扶持政策，但一些政策活水没能流进企业干涸的田间地头。

“我的企业承担着大专院校科研成果落地的任务，但转化效果一直不理想。有的不能直接在生产中使用，转化率也比较低。”山西企友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说。山西新举节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某也表示，他的企业当时申请“新三板”上市。就相关事宜找当地主管部门谈了好几次，几经周折，最后只好辗转至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筹备上市工作。晋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晋某表示，“为了帮助小微企业发展，政府确实给了不少好政策，但是实际能和我们对接上的不是很多。”

2．一有空闲就到新厂房来转一圈，这几乎成为姜方毅每天要做的事。“现在手头订单多、任务紧，巴不得明天就能搬到这里。”随着新厂房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姜方毅愈发显得焦虑与欣喜。

让姜方毅牵肠挂肚的新厂房，位于温州龙湾永兴街道的南园小微园。该小微园于2012年4月份开建，目前主体工程已经竣工，2015年5月份启动招商，共有27家企业签约人驻。姜方毅的企业，就是其中之一。

姜方毅的老厂房，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管委会附近，是他八年前和几位同行共同的厂房，在略显逼仄的空间里，大家将就着生产，度过了艰难的创业时光。

创业至今，姜方毅的企业已经做到了年销售额近两千万元的规模。随着订单越来越多。原有厂房不能满足阀门生产需求，繁忙时，一些大的订单因来不及生产而不得不婉拒。产能限制逼得姜方毅四处找新厂房，跑遍了附近的乡镇，不是场地太小就是地价太高，这成为姜方毅的心结。

而南园小微园的竣工，为他解开了心结。一幢幢厂房宽敞明亮，园区内员工宿舍、食堂、超市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很快，他和另一个同行共同租下了共有5层的一幢厂房，其中1至3层全归他。面积约5000多平方米，比他之前的老厂房足足大了近三分之一。

“承租合同5年一签，1年交一次租金，租金每平方米不超过10块钱，在承受范围之内。”谈起当下的小微企业园，姜方毅举双手赞成。他算了一笔近账：生产生活环境好了，员工也愿意留下来；可以理直气壮地带客人来参观，和他们谈生意更有信心了；邻居也是做阀门行业的，产品可以形成互补，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

“能够人驻园区的企业都是潜力股。”南园小微园管理方一位负责人表示。按照要求。入驻企业要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以及产业环境要求，采用的设备、生产工艺、技术和能源消耗要达到或接近国内同行业水平，具有良好信用记录，近三年亩平均年产值必须在400万元以上（含）、亩平均税收必须在20万元以上。

而姜方毅的潜力在于，除了不断增长的年产值。入园后三楼厂房全部引进先进的数控机床，聘请设计人员，把精加工作为主攻方向，这些举措让管理方看到了这家小微企业的未来。

作为温州市阀门五金生产的一个基地，永兴街道是温州市块状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之一，曾经“低、小、散”问题影响和制约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小微园竣工后，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可以整幢出租、组合出租、分层出租，极大缓解了土地要素制约。

人驻园区后，对本就资金有限的姜方毅而言，压力并不是只有一点点。姜方毅不再是客户眼中低小散的加工户，而是一家正规制造企业。对此姜方毅算了一笔远账：若决心做高端，承接更多的订单，就必须扩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招收更多技术员工，而这一切，只有在人驻小微园区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人驻园区不等于简单的搬迁，这是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一次有益探索。”负责该园区招商引资的工作人员说，为了让入驻小微企业主告别小富即安、原地踏步、低端复制的状态，他们出台了考核细则，倒逼企业在管理制度上升级和产品技术上革新。

亩均产出、规模产值数、主导产业占比等指标，在考核细则中一一列明。如对租赁整幢企业的指标，要求五年内累计完成工业性投资3000万元，税收产值逐年增加10%，筹建股份公司，当年或次年完成规下转规上；对于组合租赁的企业指标，要求五年内累计完成工业性投资2000万元，税收产值逐年增加10%。次年完成规下转规上；对于分层租赁的企业指标，要求五年内累计完成工业性投资1000万元，税收产值逐年增10%。

同时，通过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产品的技术水平进行综合打分，以分数高低来决定未来是否续租和享受优惠政策等。

在推进小微企业创业园建设中，各县（市、区）都有自选动作，推出既有立足于本土产业发展的现代小微园，也有面向新兴产业培育的高新创业园。这些小微园在建设模式、配套设施、服务功能、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各具特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努力成为小微企业发展的“乐园”。

3．（（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极大地鼓舞了年轻人的创新和创业热情，如何才能实现“创业梦”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热点。3月11日，中国经济网两会报道特别节目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刘月宁．全国政协委员、新大陆科技集团董事长王晶和全国人大代表、江西金海岸实业公司董事长侯玉雯等代表委员就上述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参与讨论的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创业和创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大量的投入和长久的坚持，而创业不仅面临诸多难题更面临巨大风险，作为政府应该尽力避免将这项政策变成一场运动。

俞敏洪委员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键是国家的政策要把控到位，政府只要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氛围就行，而不能直接插手。他说：“不要再去建一个孵化基地，那儿弄一栋楼出来，让他们去支持地方青年创业，这些东西一般来说不经过市场规律的行为，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他举例说：“现在中国的天使基金跟美国相比，差了不知多少倍，中国做天使基金就是四五百人，在美国大概是两三万人，我觉得做天使基金就是支持创业的．比如说年轻人创业的时候没钱，给我们一些计划书，二三百万人民币就打过去了。常常一个月以后他们就把钱花完了也就没了，但是我们还在给，为什么呢？总会有人做成的，只要有几个做成的，我们后续的资金就可以继续打。那这里面国家怎么支持？如果说别的投资基金收益20%要交税的话。天使资金只交10%或5%，那我们这些人就更加愿意把钱放到天使基金，既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又支持了创业项目。另外，其实做项目、找投资的时候，更在乎这件事情做得确实‘小而美’，而不是‘大而广’。”他说，“小而美”的创业项目更容易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王晶表示，个人创业最需要的不是政府“输血”，而是降低创业“门槛”，营造宽松的经营环境。她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已经谈到了，要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社会创业活力的‘乘法’，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实际上政府真的不是要给企业输血，给你多少钱，最重要的是要去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企业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不要受到很多人为的干扰。”

倪邦文说，在鼓励创新和创业方面，学校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他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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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关于行政复议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

B、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C、被申请人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责令限期履行

D、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法律规定行政复议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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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关于管辖的说法错误的是()。

A、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B、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C、对被撤销的行政机关在撤销前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