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缺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是下列的（）。
A、多年型、常年型、季节型
B、政策性、行业性、自然性
C、资源型、水质型、工程型
D、气候性、流域性、生态性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满分100分时限12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本次申论考试分题本和答题纸两部分，题本提供资料和问题，答题纸供你作答时使用。
2．考生姓名、准考证号务必填写在答题纸密封线指定位置，答题纸上不准做与答题无关的标记符号。注意：所有作答都必须填写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否则无效。
3．用黑色墨水笔（签字笔）作答。要求书写清楚，卷面整洁。
4．本次申论试题共3个问题。总时限为120分钟。
二、给定资料
1．一场始料不及的百年大旱，暴露了水资源保护方面的种种问题。当前，水污染事件数量曰益增多、频率逐渐加快、影响愈加严重。保护水资源，关乎民生，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水资源司法保护的建议和提案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毛，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国外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中国某些城市也有过成功的案例，然而始终没有“确立”过。
记者了解到，目前法院受理的水资源民事案件大多属于个人因水污染而遭受损失的案件，而大量侵害公共利益的水污染事故引起的纠纷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这反映我国亟待建立健全有利于加强环境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诉讼制度，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2010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刘贵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公益诉讼面临程序瓶颈。民事诉讼法将民事诉讼原告限定为“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而许多水资源污染没有直接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人身财产权益，因而不能通过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入诉讼渠道。
“虽然广州海事法院受理了两起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在审理过程中法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程序法律依据不足。”刘贵祥认为=
同时，污染损害鉴定等配套机制不健全，举证难等问题严重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
刘贵祥告诉记者，由于水污染经常面临技术性问题，如污染源的属性、损害发生及其程度、致病机理、环境资源的价值和可恢复性等，需要由专业人员运用科学技术予以确定，而且因水的流动性强，当事人如果不及时申请鉴定、保全证据，事后往往难以举证。
2．往年，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都要准备好几份提案，但是2009年“两会”，他只专心致志地提了一份提案。这份提案关注的，就是环境公益诉讼。
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万鄂湘就参加了一个有关环境保护的学生公益诉讼团体，主要是免费为水污染、森林砍伐等案件提起诉讼，做免费的法律咨询。从那时起，万鄂湘就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把环境公益诉讼的理念和机制带回中国。虽然时机一直不成熟，但是万鄂湘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想法。2008年5月，他还专门到污染比较严重的几个湖区及河流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最使我感到有压力的，也感觉到想要做点工作的，就是有一次去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跟我说，他现在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贵阳人快没有干净的水喝了，而当地的重要饮用水水源‘两湖一库，贵阳市只能管半边，另外半边的区、县照样往里面灌脏水，行政手段都用尽了，想尝试能不能在司法方面起到一些作用，让贵阳市的饮水安全有保证。”李军的想法与万鄂湘不谋而合，这也正是万鄂湘一直在关注的。“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可以跨区域管辖”，万鄂湘表示，要在我国尽快建立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这当中涉及的问题会有很多，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探索。”
首先，必须修改《民事诉讼法》，因为要解决谁来代表原告起诉的问题。还要明确举证责任倒置，国际上一般都是被告来举证，证明自己在环境污染过程中没有责任。还有交费问题、管辖问题等，应该是一套制度，都跟现有的《民事诉讼法》有关的规定不太一样。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这种制度。
“大家的环境意识、公益意识增强后，不仅仅是检察院、环保部门以及环保社会团体，还有大专院校等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把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主旨来积极推动。”
3．环境公益诉讼为何难？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土华村的村民有着切身体会。海珠河网纵横，一脉河水从土华村边绕过，汇人珠江南流人海。土华村村民世世代代靠河为生，在清澈的河水中捕鱼、游泳、洗衣。然而，这样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
自2007年以来，一位名叫陈忠明的广西人在土华村开办了一家洗水厂，在既无工商营业执照，也没向环保部门申请排污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事漂洗等业务。在漂洗作业中使用的洗衣粉、酵素粉、草酸等洗涤剂，混同服装中的燃料，未经污水处理直接排入该村的公共水域。没多久，清澈的河水变得又黑又臭。
愤怒的村民开始了维权之旅，多次前往工商和环保部门寻求支援，但职能部门的罚款并没有斩草除根，缴纳足额罚款之后洗水厂又开始排污。
有些村民想将洗水厂老板告上法庭，但如果提起公益诉讼，由于公民个人起诉资格不足，法院很难立案。若提起民事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又会让他们望而却步，因为即使胜诉，法院通常也只是判决被告返还屈指可数的环境补偿金，而原告却要因此支付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公地悲剧”会造成一种“内部不经济”。
一位专业人士用“四难”“四诉”概括了目前环境维权的艰难现状——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胜诉难；没人诉、不愿诉、不敢诉、不会诉。
4.环境公益诉讼在近几年来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然而，在云南省昆明市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成立已一年多的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法庭至今未受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
据昆明中院环保审判庭负责人袁学红介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严惩污染环境的黑手，昆明市中院在2008年底阳宗海恶性污染事件发生后临危受命，在公众和舆论的关注下，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成为中国继贵阳、无锡之后的又一个环保法庭。环保法庭成立，对涉及环保的刑事、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实行“四审合一”的新模式，并开门受理公益诉讼。但出人意料的是环保法庭成立后，至今受理并审理了涉及环境保护的上诉案件17件，其中行政案件3件、刑事案件7件、民事案件7件。而真正意义上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至今尚无一件。
有关法律专家认为，因目前我国立法空白，公益诉讼还处在理论研讨和探索阶段，要打环境公益官司，原告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庞大的诉讼成本问题。
昆明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永军告诉记者，昆明市环保局就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
前不久，在准备一起案件诉讼时，昆明市环保局拟委托一家鉴定机构鉴定被污染区域地下水的水文走向。这家机构派人实地考察后，很快做出了方案，但没想到报价竟达33万元。
“除正常办公经费外，环保局很少有其他经费，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垫支。”张永军说。最后，昆明市环保局为打官司东拼西凑，筹集了10多万元垫付。此案也将成为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
张永军说，现在打一个环境公益官司，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为诉讼耗费的其他人工费等，加起来得准备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要让原告来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可能性太小了。高额的成本，让一些想打环境公益官司的组织或个人望而却步。
5．无独有偶，曾经引起社会轰动的江苏首个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两个月来，受理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数也是“零”。“我们支持公益诉讼的初衷，是想改变某些地方行政执法部门因力在排污费、地方税源等问题上态度不一致，造成消极执法、处理处罚不根治的问题，并据此确立了诉讼原告的主体。”分管该庭的无锡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赵建聪对记者坦言，“我们是想明确一条新路，想通过司法手段，改变传统的依赖行政执法处理环境污染和环境纠纷的单一格局，推进环境保护问题的司法保护力度。”那么，如何解释“零诉讼”现象？
“从表面上看，没有人来打官司，似乎是因为公益诉讼观念淡薄，没有人来‘管闲事’，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公益诉讼。但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赵建聪对记者说。
“相关部门的认识不统一是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之一。”赵建聪透露，检察机关、环境保护社团组织等都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但是检察院积极性不够，因为涉及成本问题，在诉讼地位上也有矛盾，如判决驳回了，是抗诉还是上诉？目前最能代表团体的律师界，如律师协会，在公益诉讼主体上也存在涉及成本的问题，此外还涉及怎样获得授权的法律障碍。
“在实践中，光操作问题就出现了很多麻烦。”据他透露，在不久前的有关水资源司法保护研讨会上，仅涉及的管辖问题，就有着很多争议。“很多水环境污染都是流域性的，跨越了行政管辖区域的界限，例如太湖的问题，就涉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无锡区域的太湖水质问题，涉及了常州、无锡、苏州、湖州等多个地市，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即使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如在一个流域内通过指定相关海事法院管辖审理，也同样面临着审判力量不足、取证不及时、管辖范围过大的问题。”
据无锡中院环保法庭法官分析，还有一个可能是，企业的排污已经造成了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污染造成的隐性损害暂时还没有暴露。另外，目前对水环境污染等直接损害自然人的损害程度，还缺乏一些科学的根据。
2007年5月，太湖蓝藻暴发，引发无锡市百万居民饮用水危机。“蓝藻究竟会给个体健康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普通公民往往不具备用专业技术和装备检测、举证的能力，目前又没有独立的中介机构和环保组织能够胜任这一工作，这些都给司法认定损害程度和赔偿标准造成了极大难度。”这位法官说。
6．面对那些损害整体环境利益
资料1
位于R市郊西隅的沙坝村，总面积约10平方千米，山清水秀，历史悠久。
1980年前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中国广大农村推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有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文件一层层传达下来，但沙坝村却没有变革的迹象，人们还在观望。时任大队书记的杨某回忆说：“那时候土地、山林还有各种财产都是国家(集体)的，国家的东西，哪个敢随便动!”
到了1981年底，沙坝村把耕地按好、中、差进行了搭配，然后按人口平均发包给村民，完成“分田到户”，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沙坝村初步落实。从此，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村民对于承包地有了经营权、使用权。当时的规定是：所有承包地土地，不许出租、买卖;不许在承包地上建房、烧砖瓦等。虽然承包时大队已经确定承包期是3至5年，但是，村民中仍有人怀疑分田到户不长久，会不会“今天分下去，明天又收回来”。直到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村民们的忧虑才初步解除。而后中央提出的“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算是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为了给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预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资料2
L村位于某省中北部沿海平原区，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冬小麦与夏玉米一年两季轮作，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L村的土地分为两类，一是“围庄地”，在村庄周边，有较好的水利条件;二是“洼子地”，离村庄远，水利条件较差。与全国大多数村庄一样，L村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根据当时的政策完成了“二轮土地承包”。L村把全村土地分成两份，一份为各户承包的人口地;另一份为机动地。机动地主要用于给新增加的人口增地。
与其他村庄二轮承包普遍执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不同的是，L村在机动地上实行“增人增地但减人不减地”的办法。自二轮土地承包以来，L村的人口增减变化将近百人。L村给新增加的人口分配土地先从位置、水利条件较好的围庄地开始，围庄地分完之后，新增加的人口就只能分到洼子地了。到了2014年，预留的机动地全部分配完了，“增人增地但减人不减地”的办法也就难以为继了。
村民李某在二轮承包时家里只有他们夫妇和未成年的儿子，多年后儿子娶妻生子，都没赶上村里分地，一家6个人种着3个人的地，收入窘迫。特别是每当看到邻居张某家2个人种着9个人的地时，颇有怨言：“明显不公平，就应收回重分。”但张某对他的话却不完全认同：“我家地多人少是事实，可二轮续包的时候就是这样，30年不变也是国家规定的。”
与李某、张某想要地、想种地不同，L村还有不想要、不想种地的人。76岁的万老汉，家里有6亩地，儿子和孙子都在外地打工、上学。每年的秋收季节都是万老汉最发愁的时候，繁重的劳动都得雇人帮忙。他想把地流转出去，但因为地比较零散，收益也不高，流转也很困难。村里和万老汉情况差不多的还有二十多人。近几年一直在外地打工的王某说：“种地费时费力不说，农忙时回家打理，请假还要被扣工资，不合算。这两年一直是托付亲戚来种地，没什么收益，明年也不想这么干了。”此外，村里还有10户完全脱离农业的家庭，因各种原因，他们承包的土地大多撂荒了。
现任村支书告诉记者说，村里二轮承包后一直没进行土地调整，这是因为国家对土地调整有政策，明确提出“小调整、大稳定的前提是稳定”。“小调整”的间隔期最短不得少于5年，而且“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2006年因为村民的承包地占用量与家庭人口不均衡，村里曾有过一次调整的打算，村委会研究决定：凡是人口减少以及已经迁往城镇落户的农户，其承包的土地份额一律收回，另行发包给新增人口的农户。村民石某因妻子去世而被收回了2亩地。石某不服，将村委会告上法庭，要求返还被收走的土地。法院经审理认为，2003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了“承包土地以户为单位，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根据该法律，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整体，而不是家庭成员个体。只要承包方的家庭还有人在，土地就是不能收回。只有在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或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户口的情况下，发包方才可以收回承包地。如果承包方自愿放弃承包地，则应提前半年提出申请。最后法院判决村委会返还石某土地。石某这一告，那次土地调整就没往下进行。后来，国家对土地调整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多次强调“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2016年春，李某和一些农户以土地承包量有失公平为由找到了当地政府，要求调整。这一诉求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面对这种局面，村支书无奈地说：“这样一来，我们的压力很大，看来村里的土地调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资料3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16年年底，中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已达7亿9298万，比2015年末增加218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7.35%。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李奶奶是几年前从农村来到X市的。离开了广袤无垠的田野，住进了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单元楼的瑞丽花园小区。舒适的住所、单调的生活、陌生的邻里，李奶奶过得并不开心，觉得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几乎每天都要坐公交车穿过喧闹的街区到城郊的公园里活动活动筋骨，想法子找人说说话。
瑞丽花园小区是X市近年来新开发的商品房小区，位于市区两大主要交通干线的交汇处。因位置临近商业中心，地价昂贵，住宅楼比较密集。为了体现其景观的生态性，小区内有一条人工河道蜿蜒而过，把小区的空地分割成大小不一的碎片。河边花香草绿，绿柳成荫，不少凉亭假山点缀其间。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小区里可供居民活动健身的空地却十分有限，最大的一块空地，只能容纳30人共同活动。每次看到“芳草青青、留心脚下”的木牌时，李奶奶总免不了要叨唠一句“景有了，可人没了”。事实上，小区内也建有设备完善、宽敞明亮的室内舞蹈室、羽毛球馆及各类文体活动室。但羽毛球馆和健身房是不对社区居民免费开放的，需要居民办理会员卡。舞蹈室在有对外演出活动时用于排练使用，平时都上着锁。其他文体活动室都有一定的开放时限，利用起来并不方便。
离瑞丽花园小区不远的南平巷地区是一个具有完整元代胡同院落肌理、文化资源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迄今还有2万多名居民生活在此。
已经在此生活20多年的康阿姨对记者说，当初这里特别清净，没有商业化，更没有这么多的游客。可是到了2006年进行商业开发以后，南平巷变了样子，喧哗的酒吧、随意改建的建筑物、各种小吃店、水果摊占道经营。人流量和车流量骤增，传统的文化气息荡然无存。近两年，因为这里的居住环境条件每况愈下，商品价格攀升，老住户纷纷外迁，老宅成了外来人口的聚集地。
在如何把握历史文化保护、商业发展和居民人居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业内人士认为，彻底停止商业，或者迁走所有居民，都不是良策。因为，X市的“根”就在这些胡同里，在这里居民的身上。
最近，一则消息让X市居民颇为兴奋。一座包含超大的绿地，融合生态、文化、休闲等多种功能的，面积近2平方千米的文化公园将在中心城区一块被认为最具开发价值的“潜力板块”破土动工。专业人士认为，公园不只是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实体，同时也包含丰富的人文意义和文化价值。对一个好的城市公共场所而言，“建设”只是一个基础，其塑造和养成不只在“造景”，更要借此“化人”。随着空间的变化，人们对城市的观感会变，对城市的体验度会变，相应地，城市治理的思路要变。拿出黄金地块做公园，提供的是场所，面向的是全体市民，彰显的是城市价值。每个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市民，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幸福感、归属感和安全感。在强调“共享”发展理念的当下，这意味着城市治理观念的一次重大转变。
资料4
17世纪的巴黎，一座桥梁扮演了今天埃菲尔铁塔的角色，这就是新桥。巴黎人，无论贫富，都很快接受了新桥。王公贵族们突破正统的束缚，在桥上纵情欢乐，贫困的巴黎人，也来这里躲避夏日的炎热，不同层次的人在这里交流接触，新桥成为社会平衡器。
新桥就好像是一个“新闻发布中心”。当时的资料显示，只要在新桥张贴消息广告，很快就能聚拢大批人阅览。巴黎人可以在这里了解巴黎发生的大事小事，各种消息都会在人群中迅速传开。此外，一些反映社会现象的歌曲也在此广泛传播，以至于产生了许多“新桥歌手”。作家赛维涅侯爵夫人认为“是新桥创作了这些歌”。而这些歌曲也只是冰山一角。在17世纪30年代专业剧场诞生之前，新桥还一直是巴黎戏剧的中心。正如一幅17世纪60年代的绘画所示，演员们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表演，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周围，甚至凑到舞台底下。露天表演是造成新桥交通拥堵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桥上的购物活动，新桥一竣工，街头市场就出现了，各种新奇的东西这里都可以找到。没有人会预料到，这座桥会成为各色人为不同目的而争夺的空间。
在十几年前的圣保罗，经常可以看到富人区被高高的院墙和铁丝网包围、门口警卫森严的景象。其原因是贫富差异过大，富人为了寻求安全导致居住空间分异。贫困区税收锐减，政府提供的警力、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这又促使一些中等收入的家庭迁走，公共空间迅速衰败。一些人为了生存针对富人下手，或偷或抢，富人只能选择加强保安防范措施。这样的治安环境，无人敢去投资。于是，政府借助城市设计，恢复城市公共领域的功能，让市民在交往活动中逐渐消解对立情绪，进而吸引投资，重新复元。
近30年来，西方国家把大量工业化时代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