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第一题、第二题、第五题，所有考生都必须作答。

第三题仅限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第四题仅限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在北京市海淀区双安商场附近，活跃着4拨欺骗型的乞讨者。其中有年轻的孕妇，有两个学生打扮的男性，还有一家三口。他们衣着打扮都比较整洁，跟普通人一样，乞讨的理由都是没钱了，要点钱吃饭和当作路费。

材料二

记者问一个乞丐：“有人管你们吗？”他回答：“没有，警察和城管在面前也不会管，刚才我坐在下面，一个交通协管员说下面是主要干道，让我到天桥上来。以前乞讨被收进收容遣送站后，会被送往原籍，现在不会了。”

谈及乞讨问题，福州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所长也连称头疼：“我们现在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管理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人有的纠集在二起，给社会治安造成隐患，有的强讨强要，引起市民以及游客的极大反感，乞丐群的存在也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时候，为了安置他们，干警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省救助管理站站长卓伟煊表示，乞丐是一个社会问题，乞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救助管理必须是自愿的，如果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管理站无法强制对其进行救助管理，如果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事先告知后，救助站也不得限制。

福州市民政局福利处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在职能划分方面，乞讨的确是由民政局福利处管理，救助管理站具体实施。以前的模式是公安收，收容(遣送站)留，现在救助管理站只能作为救助方，如果乞丐不愿意接受救助，也就意味着乞丐管理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材料三

“我不回去，打死也不回去。”北京街头，一名双脚畸形腐烂、无法行动的少年坐在简易滑轮车上，正被一对男女使劲拉扯，少年则大声哭嚷着不愿离开。

值勤民警立即上前进行盘问。拉扯这名残疾少年的是一对夫妇，他们自称是孩子的父母，但残疾少年却大声对民警喊道：“不，他们是我的‘老板’，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逼我要钱，我不要跟他们走。”

随后，民警将这三人带回分局进行审查。从少年随身携带的户口簿得知，这名残疾少年名叫小华(化名)，今年13岁，是河南商丘市雎县人。要带他们走的这对夫妇分别叫做宫保良、王素兰，与小华是雇佣关系。他们出钱把小华从其父母手中“租”过来，利用小华肢体残疾在大街上乞讨要饭来牟取利益。

由于不堪忍受虐待，小华偷偷跑了出来，跟一名少年一起去了石家庄，由于在那边被媒体关注，所以只好又回到北京，没想到这次在街头被‘老板’碰到了。

小华出生在河南商丘雎县一个农村家庭，天生双脚残疾，脊背又长了个拳头大的一个肿瘤。“我们家一共四个孩子，我是老三，除了我，他们都在上学，因为那儿的所有学校都不收我。”小华回忆，自己8岁那年，宫保良夫妇突然来到村里，挨家打听村里哪家有残疾的孩子。“那时我正在外面，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我，然后就找了我爸妈，提出要把我租走。说是带我出去做生意，实际就是让我出去乞讨。后来爸妈就让我跟他们走了，第一年的时候他们给了我爸妈4000块钱，以后几年，每年都给我家6000元。"

在这5年当中，宫保良夫妇带着小华到过重庆、杭州、武汉和天津等地乞讨，来北京乞讨也已两年。小华说，这几年他过得实在艰难，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每天老板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他就在这个地方乞讨。一天收入多则两三百元，少则几十元，到了晚上老板把他乞讨来的钱收走，带他回家。如果没有要到那么多的钱，回到家中就会挨打。

因难以忍受虐待，小华曾逃跑过好几次，但每次都被老板找了回来，回来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除了小华，宫保良夫妇还租借了和小华一样有残疾的五六个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挨过打。轻的时候被打几个嘴巴，重的时候就用铁锁链子抽，还有一次，小华的耳朵被他们用钢针扎穿了。

“每天来乞讨的钱全都要交给他们，我还得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我确实把钱都交了。”小华说。由于身体有残疾，这些孩子都跑不远，他们中的很多都跑过，但又被抓了回来，“然后就被打得更厉害了。”小华第一次逃跑是在天津，“后来我被那里的记者发现，我的事被登在报纸上，他俩立刻找到了我。”

小华说，如果没有宫保良夫妇控制，他还是比较喜欢乞讨的，因为比较自由。“每天讨的钱就可以自己支配，不用上交，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吃就买了。”小华充满向往地说。当民警表示要送小华去救助站时，他却表示出十分的不情愿。

材料四

家住鼓楼的林先生表示，应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加大宣传，引导其前往救助站救助归乡。省直机关的李先生等人提出，街头的流浪者应该分门别类对待，对于6～14岁的流浪乞讨儿童，将统一采取强制保护措施，送往救助站接受救助，如有监护人，将通知其监护人领回孩子，找不到监护人的，将由民政局统一安置；对于患有精神、传染、伤残等疾病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已向市政府建议由卫生部门主要负责，民政及公安部门配合收治。

另有十几位市民打进电话表示，应该设立禁讨区，如在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场所，公安、省、市政府部门门前及形象工程、窗口地段设立一些“禁讨区”，这样能基本保证整个城市形象和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

家住鼓楼的纪先生、陈女士甚至提出有关部门应该给乞丐发证，进行教育后改变成“职业乞丐”，学习外国的经验。

福建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肖艳表示，现在乞丐增多，与收容站变脸不无关系。肖艳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乞丐的存在，作为一种选择，只要不是在恶意地利用乞丐身份，政府也没有必要制止，但应该逐步减少这种乞讨人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她建议各地应该就地解决乞丐问题，包括完善社会捐助机制，有关的组织应该加强宣传，公布电话、地点，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整个社会救助发达后，人们的同情心通过这些渠道发挥，不会再给这些个体施舍，没有了收入，乞丐自然会减少。

材料五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饶会林认为，对三类乞丐应区分对待。

饶会林认为，我国现行的救助办法以“自愿”为原则，对城市乞讨者的管理效果不是很好。在一些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上，各个城市应根据自身的个性特点，如城市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不应“一刀切”。

饶会林说，城市乞讨者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真正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乞讨为生的；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愿”乞讨者；还有一类是有一技之长的卖艺乞讨者。对这三类人，应该区别对待。首先各地的救助站可建立一份当地乞讨者档案，做好调查研究，对第一类乞讨者，可采取政府救助的办法。对那些职业乞丐，则应该采取强制性措施。对第三类乞讨者，政府部门可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规范管理，比如指定某些地段让其卖艺。

材料六

在广州，近日“乞丐如何管请你说说看”的小调查吸引了热心读者积极参与讨论，记者抽取参与讨论的52名读者观点进行总结，发现市民大多对真正的乞讨行为抱有同情心，但同时认为应该揪出假乞丐，用驱逐、拘留等方法消除这种影响城市形象和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

抽取调查的52人中，有34人认为乞讨是一种权利，认为不是的有17人，比例为2:1。李先生认为乞讨是自由，不应该规范和约束，不应该予以管理，应该救助。一名姓陈的先生则认为，乞讨不是一种权利，因为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而乞丐只有权利却不承担义务。

谈及“用哪些方式来管理乞丐”，市民们见仁见智，有18人同意“设立禁讨区”，占受访人数的35%；赞成“设立乞讨区”的有6人；有14人同意“给乞丐发乞讨证明”，占了1/4多；对以上方式都不满意选择其他的也有10人。

问及“是否赞成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设立禁讨区”时，有28人赞成，20人反对。在不赞成设立禁讨区的20人中，有11人认为这是错误的管理思路，8人认为每个人都有流浪乞讨的自由，7人还同意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做法。

最后一条“如果设立禁讨区，您认为应该怎样对待在禁讨区强行乞讨的乞丐”问题，选择驱逐的有16人，选择拘留的有17人，认为应该进行治安罚款的有7人。李先生觉得没有权利对乞丐进行拘留，因为他们并未犯法，他觉得应该先立法，然后对乞丐进行治安罚款。

材料七

据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救助站内一位30多岁姓赵的被救助者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只要身上一没钱他就会主动到救助站内接受救助，“其实他身体挺好，就是不愿意干活，站内给了他回家的路费，让他买票回家，结果没过几天他就又回到这里。”

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站长赵长林说，“在救助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救助对象需要符合四个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落实到实处，救助站实际救助的人员并不是制度所规定的人员。”

“可以说，目前我们救助的对象中85%都不能同时符合救助条件，但对于想骗吃骗喝的人，救助站一旦核实身份就会终止救助，”赵站长说。现在救助站每周一、三、五三天，站内一名正式工作人员带两名保安，与公安、城管等部门配合在繁华地段进行主动救助，“如果遇到‘五一’、‘十一’等节日，就要天天出去救助。”

赵站长坦言，对于职业乞讨人员的救助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矛盾。“主要原因是这些职业乞讨人员通过乞讨可以赚到钱，而待在站内就没有收入来源。比如今年春节期间，许多乞丐在白云观庙会上扎堆儿，他们说一天可以收入五六百元，这样七天就能赚到好几千元。如果他们进救助站怎么会塌实？”

材料八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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