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不住
退居二线。摆脱了繁忙的事务，可没过几天_________日子，他又闲不住了。
A．清静
B．清净
C．清苦
D．安静
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恰当的一组是（）
（1）退居二线，摆脱了繁忙的事务，可没过几天日子，他又闲不住了。
（2）在充分利用原有水利设施的同时，还自力更生新水源，采取人力、畜力换班，机器不停的办法，昼夜抗旱灌水。
（3）发展得这样快，我们只有努力学习，加倍工作，才不至于落后啊！
A.清静开拓时势
B.清净开辟时势
C.清净开辟时事
D.清静开拓时事
谜题：元宵虎会(打字一)
谜底：夤
谜题：元宵节后(打字一)
谜底：完
谜题：元宵节后东陵行(打字一)
谜底：院
谜题：元宵前后共团圆(打字一)
谜底：期
谜题：元宵前后共相聚(打字一)
谜底：期
谜题：举头望明月(打一词语)
谜底：仰光
谜题：十五的月亮悬庭前(北京地名)
谜底：圆明园
谜题：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打一财经词语)
谜底：调资
谜题：元旦元宵捷报频传(打一成语)
谜底：节节胜利
谜题：层云隐去月当头(打字一)
谜底：屑
谜题：家家迎元宵(学校用语)
谜底：第二节
谜题：白糖梅子真稀奇(打一食物)
谜底：元宵
谜题：赶制元宵闲不住(五字口语)
谜底：忙得团团转
李某余早年丧妻，将儿子李某用、李某猛含辛茹苦地拉扯大。李某用与陈某世结婚后生下女儿李某娟。李某余本来可以安享晚年，可是他偏偏闲不住，在小镇上开了个小店修车，生意红红火火的。2000年5月，李某余病逝，留下修车积攒的10万元钱。李某用、李某猛未进行分割。李某用与妻子陈某世因感情不和于2001年六月离婚。2001年七月，李某用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李某娟要求继承其祖父李某余遗产中属于其父李某用应继承的分额，陈某世要求分割李某余遗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均遭到李某猛的拒绝。李某娟、陈某世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遗产。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同意李某娟、陈某世要求分割遗产的请求。
贫穷与富有
咚！咚！枣！重重的敲门声吓了我一跳，是谁？这么晚了，还闲不住。我边想边打开门。原来是邻居小马叔叔。“就你一个人？”我点点头：“叔叔请……”‘“进”字还没出口，他已大步流星闯进里屋，一屁股砸在沙发上，沙发发出一阵吱吱的呻吟声。这是爸爸刚买回不久的处理货，在我家也算得上高档商品了。看着马叔叔那肥胖的身躯，我真为沙发的命运担忧。 “马叔叔请抽烟。”我找出家里招待客人的最好香烟，递给他。这烟是爸爸平时舍不得抽的。他随手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盒甩在茶几上。看到那精美包装上的几行英文HILTON， 我认得出希尔须。两盒烟相比，我手里的烟显得逊色了很多。 “听说你念书不错。叔叔今天有事请你帮忙，事成有赏！”马叔叔一边上下打量我家中的摆设，一边大声说着。“这几年买卖忙，顾不上回家看我爹妈，你给我爹妈写封信。我说你写。”我赶忙拿出纸笔作好准备。“父母二老，如信如面，儿买卖事业，兴隆发财，一路风顺 ……”马叔叔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说着，语法用词错误百出。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小声打断他的思路，指出一些不妥之处。马叔叔脸红了，可瞬间又恢复了平静，扯着嗓门说：“你就不用听我说了，自己写吧！” 我三下五除二，很快地写好了信，念给他听。“不错！绝了！盖了！”他大声称赞着，收起写好的信，一张十元的钞票送到我的手上。我执意不要，可能是他担心我父母快回来了，便收起钱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笔挺的西装，光亮的皮鞋，我茫然了：那漂亮的外表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呢？想到他家中那时髦的家具，全套的高档电器，我曾经羡慕过。可此时。我想的更多的，是他家中时常传出的粗俗的叫骂声，喝酒划拳的吵闹声，打麻将发出的嘈杂声。 看看眼前，我家中的摆设虽然陈旧，长长的书架虽然简陋，可那一排排的书，错落有致，却是充实的。父母每晚去夜校学习，我一人在家虽然冷清，但有这些书作伴，我并不寂寞。 与邻居相比，到底谁更贫穷，谁更富有，我一下子有了新的见解。 咚！咚！咚！门口传来熟悉的敲门声，我高兴得一跃而起。 1．写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称赞——（ ) 平静——（ ) 寂寞——（ )2．写出下列词语的反义词。 陈旧——（ ) 冷清——（ ) 错落有致——（ )3．从文中找出一组近义词和一组反义词。 （ )——（ ) （ )——（ )4．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 见解： 羡慕： 逊色： 5．用“——”画出文中一个拟人句。6．回答下列问题。 （1)马叔叔那漂亮的外表里面究竟装了什么？ （2)“与邻居相比，到底谁更贫穷，谁更富有，我一下子有了新的见解。”小作者原来的想法是什么？ 新的见解又是什么？ （3)结尾段“门口传来熟悉的敲门声”，是谁的敲门声？为什么“我”会高兴得一跃而起？
给定资料
1.2012年7月22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一个“高清版”的北京，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前一晚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的特大暴雨，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已致北京约l90万人受灾。截至7月22日17时，在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这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多面北京”，检验着公民社会的成色。在暴雨面前，绝大多数人“守望相助”，但也有一些人、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幸灾乐祸，“趁灾打劫”，令人寒心。
据新华社报道，在暴雨中，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打着双闪开车前往机场免费运送滞留旅客。
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网友“何恩培”在微博中回忆：“六十年一次的暴雨，让我有幸体验‘双闪志愿者’的温情。凌晨3：30我出候机楼的门，迎面站着一个气质美女，背后一辆双闪奔驰，‘去城里吗，免费送’。再看背后，一排双闪车，有别克、有宝马、有大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些市民抛弃了对陌生人的警惕，在网上公布家庭地址，欢迎受困者前往避宿;有商业机构也在网上发布消息，欢迎受困人员前往，免费提供食宿……
大雨年年有，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源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然而，在这场暴雨袭城的危机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
暴雨袭城本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人的表现却令人心寒。但是，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不是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同样在一场暴雨之中，人们的表现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
这或许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很多人并不知道暴雨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个别出租车司机、旅馆只是在遵从最原始的自利原则，而没有遵从“公民精神”，意识到自己也应在危机中承担公共责任。由此，也就不可能启动自己内心中的“防汛预案”。
2.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的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强震，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整齐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爱心。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物资，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等。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于是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发出了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邱阿兰说。“人们被这样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
3.2010年8月份，著名媒体人赵先生以某小区业主身份，起诉开发商逾期212天交付房产证，要求开发商支付l5万元违约金，此案一审败诉，赵先生上诉后再败诉。赵先生起诉开发商支付房产证滞纳违约金的官司败诉后，还有数十位业主，为了维权，也以同一理由起诉开发商，无一胜诉。
不过，在赵先生看来，这已是维权的进步。“唤醒权利意识，比做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维权意识的启蒙，还要追溯到赵先生起诉物业公示公共收益一案。
2009年，赵先生起诉小区物业，要求物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赵先生的维权行为，让小区其他业主开始关注自身权益问题。
“这个案子和我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身份无关，我就是要维权。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号召观众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自己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时就忍气吞声？我不能做这样的两面人。”赵先生将所住楼盘的物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公示电梯间及楼宇外的广告经营收益情况。
记者联系上赵先生，他起初婉拒采访，“这个案子还是不说了吧!我看法院网上把我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内容很详细。”不过聊到为何维权，他提高嗓门说：“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维权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案子，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帮小区的其他业主，尽管结果显而易见，有可能让大家都受益。我也不是由其他人推举来带头告状，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
最终该案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物业公司主动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公共空间的广告收益。
2011年年底，赵先生所在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于是，2012年2月初，物业公司将小区从2006年至2011年的公共空间收益，除去归属物业部分外的86万余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据了解，这86万余元占6年来小区公共空间总收益的88%。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笔钱已经移交，他们希望可以用于园林景观改造。“要没这场官司，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区有几十万的公共收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小区居民说。而且在官司之后，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了变化，换了保安队伍，安保力量加强了，绿树也补植了不少。
小区的物业客服部王经理说，通过与赵先生的两场官司，反而让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4.他是公务员，却跟姓“公”的过不去;他是官员，又跟官员的既得利益过不去。
他是谁？——当了l0年全国人大代表，年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更是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交通补助。至今8年过去了，他依然“特立独行”，未改初衷。用“一个人的战斗”，向大家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车改到底有多难？可享受公车待遇的叶青，又为何始终要坚持倡导车改？
叶青说，他爱车，但是，公车的浪费，却让这位财政专业人士坐立不安。“我原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书匠，研究财政学、财政史。从中国有人提公车改革开始、从大庆车改开始，我就极为关注，算起来已有15年了。”2003年，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开始了他身体力行的车改探索之路。不过，以“叶氏车改”扬名于世的他却很孤独，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粉丝只有“两个半”。
叶青车改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用叶青的话来说，车改的最大阻力便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待遇论，就是认为公车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比如好不容易于到副厅级，就应该享受公车待遇;‘安全论，则认为领导考虑问题多，开车不安全。”“但我就觉得开车是个熟练活，而且自己开车还更有益身体健康。”叶青特别补充道。
叶青告诉记者，他曾算过一笔账：以公车一年的开支3000亿元来算，如果进行改革，最保守估计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事实上他认为公车一年的开支肯定不止3000亿元。“我知道难度是有的，有人还曾替我担心，说我坚持倡导车改或许会影响我以后提拔。但要是改革成功了，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我自己升迁更重要。”
现在最令叶青高兴的是，有关车改的内容，今年终于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
5.石家庄市桥东区柳董庄小区的多数居民，以前都是村民，如今虽然乔迁新居，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仍难以融入城市：乱扔垃圾，往电梯里吐痰……32岁的退伍军人梁建勇，自三年前搬入这个小区后，就坚持为小区义务画车位、擦电梯、清扫垃圾，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感动了很多居民。
来自行唐县的梁建勇，当兵两年，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复员后他被北京车辆段录用，负责安检，三年前搬到柳董庄小区居住，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没给规划车位，很多业主经常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想到为居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建勇介绍说，他买来工具，就自己画起车位来。没有油漆，他就去建筑垃圾站里捡别人扔掉的腻子粉，到现在累计用掉一二十袋腻子粉，画了二百多个车位。而如果购买油漆画这些车位的话，一桶油漆二三百元，200个车位下来，至少要花费几千元。
不仅如此，为解决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他还在小区画了很多自行车停车区。
梁建勇的“爱管闲事”也在小区出了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小区哪里不顺眼都要管。比如，随手捡起没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捡起草坪上的塑料袋、搬开堵着单元门的自行车;电梯
二、给定资料 1.2012年7月22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一个“高清版”的北京，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前一晚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的特大暴雨，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已致北京约l90万人受灾。截至7月22日17时，在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这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多面北京”，检验着公民社会的成色。在暴雨面前，绝大多数人“守望相助”，但也有一些人、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幸灾乐祸，“趁灾打劫”，令人寒心。 据新华社报道，在暴雨中，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打着双闪开车前往机场免费运送滞留旅客。 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网友“何恩培”在微博中回忆：“六十年一次的暴雨，让我有幸体验‘双闪志愿者’的温情。凌晨3：30我出候机楼的门，迎面站着一个气质美女，背后一辆双闪奔驰，‘去城里吗，免费送’。再看背后，一排双闪车，有别克、有宝马、有大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些市民抛弃了对陌生人的警惕，在网上公布家庭地址，欢迎受困者前往避宿；有商业机构也在网上发布消息，欢迎受困人员前往，免费提供食宿…… 大雨年年有，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源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然而，在这场暴雨袭城的危机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 暴雨袭城本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人的表现却令人心寒。但是，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不是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同样在一场暴雨之中，人们的表现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 这或许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很多人并不知道暴雨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个别出租车司机、旅馆只是在遵从最原始的自利原则，而没有遵从“公民精神”，意识到自己也应在危机中承担公共责任。由此，也就不可能启动自己内心中的“防汛预案”。 2.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的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强震，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整齐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爱心。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物资，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等。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于是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发出了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邱阿兰说。“人们被这样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 3.2010年8月份，著名媒体人赵先生以某小区业主身份，起诉开发商逾期212天交付房产证，要求开发商支付l5万元违约金，此案一审败诉，赵先生上诉后再败诉。赵先生起诉开发商支付房产证滞纳违约金的官司败诉后，还有数十位业主，为了维权，也以同一理由起诉开发商，无一胜诉。? 不过，在赵先生看来，这已是维权的进步。“唤醒权利意识，比做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维权意识的启蒙，还要追溯到赵先生起诉物业公示公共收益一案。 2009年，赵先生起诉小区物业，要求物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赵先生的维权行为，让小区其他业主开始关注自身权益问题。 “这个案子和我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身份无关，我就是要维权。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号召观众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自己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时就忍气吞声?我不能做这样的两面人。”赵先生将所住楼盘的物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公示电梯间及楼宇外的广告经营收益情况。 记者联系上赵先生，他起初婉拒采访，“这个案子还是不说了吧!我看法院网上把我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内容很详细。”不过聊到为何维权，他提高嗓门说：“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维权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案子，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帮小区的其他业主，尽管结果显而易见，有可能让大家都受益。我也不是由其他人推举来带头告状，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 最终该案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物业公司主动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公共空间的广告收益。? 2011年年底，赵先生所在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于是，2012年2月初，物业公司将小区从2006年至2011年的公共空间收益，除去归属物业部分外的86万余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据了解，这86万余元占6年来小区公共空间总收益的88%。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笔钱已经移交，他们希望可以用于园林景观改造。“要没这场官司，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区有几十万的公共收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小区居民说。而且在官司之后，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了变化，换了保安队伍，安保力量加强了，绿树也补植了不少。 小区的物业客服部王经理说，通过与赵先生的两场官司，反而让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4.他是公务员，却跟姓“公”的过不去；他是官员，又跟官员的既得利益过不去。 他是谁?——当了l0年全国人大代表，年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更是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交通补助。至今8年过去了，他依然“特立独行”，未改初衷。用“一个人的战斗”，向大家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车改到底有多难?可享受公车待遇的叶青，又为何始终要坚持倡导车改? 叶青说，他爱车，但是，公车的浪费，却让这位财政专业人士坐立不安。“我原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书匠，研究财政学、财政史。从中国有人提公车改革开始、从大庆车改开始，我就极为关注，算起来已有15年了。”2003年，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开始了他身体力行的车改探索之路。不过，以“叶氏车改”扬名于世的他却很孤独，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粉丝只有“两个半”。 叶青车改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用叶青的话来说，车改的最大阻力便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待遇论，就是认为公车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比如好不容易于到副厅级，就应该享受公车待遇；‘安全论，则认为领导考虑问题多，开车不安全。”“但我就觉得开车是个熟练活，而且自己开车还更有益身体健康。”叶青特别补充道。 叶青告诉记者，他曾算过一笔账：以公车一年的开支3000亿元来算，如果进行改革，最保守估计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事实上他认为公车一年的开支肯定不止3000亿元。“我知道难度是有的，有人还曾替我担心，说我坚持倡导车改或许会影响我以后提拔。但要是改革成功了，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我自己升迁更重要。”? 现在最令叶青高兴的是，有关车改的内容，今年终于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 5.石家庄市桥东区柳董庄小区的多数居民，以前都是村民，如今虽然乔迁新居，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仍难以融入城市：乱扔垃圾，往电梯里吐痰……32岁的退伍军人梁建勇，自三年前搬入这个小区后，就坚持为小区义务画车位、擦电梯、清扫垃圾，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感动了很多居民。 来自行唐县的梁建勇，当兵两年，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复员后他被北京车辆段录用，负责安检，三年前搬到柳董庄小区居住，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没给规划车位，很多业主经常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想到为居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建勇介绍说，他买来工具，就自己画起车位来。没有油漆，他就去建筑垃圾站里捡别人扔掉的腻子粉，到现在累计用掉一二十袋腻子粉，画了二百多个车位。而如果购买油漆画这些车位的话，一桶油漆二三百元，200个车位下来，至少要花费几千元。 不仅如此，为解决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他还在小区画了很多自行车停车区。 梁建勇的“爱管闲事”也在小区出了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小区哪里不顺眼都要管。比如，随手捡起没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捡起草坪上的塑料袋、搬开堵着单元门的自行车；电梯口的墙砖碰掉了，他就用水泥修补；楼梯脏了，他马上擦拭；为了提醒大家遵守社会公德，他打印了不少宣传单，贴在每栋楼的门El和垃圾箱上；小区的排水井盖被轧坏了，他从几百米远的建筑垃圾站捡来废弃的水
（十四） 【给定资料】 1．2012年7月22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一个“高清版”的北京，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前一晚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的特大暴雨，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已致北京约190万人受灾。截至7月22日17时，在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这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多面北京”，检验着公民社会的成色。在暴雨面前，绝大多数人“守望相助”，但也有一些人、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幸灾乐祸，“趁灾打劫”，令人寒心。 据新华社报道，在暴雨中，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打着双闪开车前往机场免费运送滞留旅客。 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网友“何恩培”在微博中回忆：“六十年一次的暴雨，让我有幸体验‘双闪志愿者’的温情。凌晨3:30我出候机楼的门，迎面站着一个气质美女，背后一辆双闪奔驰，‘去城里吗，免费送’。再看背后，一排双闪车，有别克、有宝马、有大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些市民抛弃了对陌生人的警惕，在网上公布家庭地址，欢迎受困者前往避宿；有商业机构也在网上发布消息，欢迎受困人员前往，免费提供食宿…… 大雨年年有，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源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然而，在这场暴雨袭城的危机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 暴雨袭城本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人的表现却令人心寒。但是，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不是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同样在一场暴雨之中，人们的表现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 这或许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很多人并不知道暴雨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个别出租车司机、旅馆只是在遵从最原始的自利原则，而没有遵从“公民精神”，意识到自己也应在危机中承担公共责任。由此，也就不可能启动自己内心中的“防汛预案”。 2．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的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强震，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整齐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爱心。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物资，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等。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于是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发出了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邱阿兰说。“人们被这样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 3．2010年8月份，著名媒体人赵先生以某小区业主身份，起诉开发商逾期212天交付房产证，要求开发商支付15万元违约金，此案一审败诉，赵先生上诉后再败诉。赵先生起诉开发商支付房产证滞纳违约金的官司败诉后，还有数十位业主，为了维权，也以同一理由起诉开发商，无一胜诉。 不过，在赵先生看来，这已是维权的进步。“唤醒权利意识，比做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维权意识的启蒙，还要追溯到赵先生起诉物业公示公共收益一案。 2009年，赵先生起诉小区物业，要求物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赵先生的维权行为，让小区其他业主开始关注自身权益问题。 “这个案子和我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身份无关，我就是要维权。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号召观众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自己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时就忍气吞声？我不能做这样的两面人。”赵先生将所住楼盘的物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公示电梯间及楼宇外的广告经营收益情况。 记者联系上赵先生，他起初婉拒采访，“这个案子还是不说了吧！我看法院网上把我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内容很详细。”不过聊到为何维权，他提高嗓门说：“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维权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案子，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帮小区的其他业主，尽管结果显而易见，有可能让大家都受益。我也不是由其他人推举来带头告状，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 最终该案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物业公司主动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公共空间的广告收益。 2011年年底，赵先生所在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于是，2012年2月初，物业公司将小区从2006年至2011年的公共空间收益，除去归属物业部分外的86万余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据了解，这86万余元占6年来小区公共空间总收益的85%。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笔钱已经移交，他们希望可以用于园林景观改造。“要没这场官司，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区有几十万的公共收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小区居民说。而且在官司之后，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了变化，换了保安队伍，安保力量加强了，绿树也补植了不少。 小区的物业客服部王经理说，通过与赵先生的两场官司，反而让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4．他是公务员，却跟姓“公”的过不去；他是官员，又跟官员的既得利益过不去。 他是谁？——当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年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更是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交通补助。至今8年过去了，他依然“特立独行”，未改初衷。用“一个人的战斗”，向大家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车改到底有多难？可享受公车待遇的叶青，又为何始终要坚持倡导车改？ 叶青说，他爱车，但是，公车的浪费，却让这位财政专业人士坐立不安。“我原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书匠，研究财政学、财政史。从中国有人提公车改革开始、从大庆车改开始，我就极为关注，算起来已有15年了。”2003年，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开始了他身体力行的车改探索之路。不过，以“叶氏车改”扬名于世的他却很孤独，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粉丝只有“两个半”。 叶青车改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用叶青的话来说，车改的最大阻力便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待遇论’就是认为公车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比如好不容易干到副厅级，就应该享受公车待遇；‘安全论’则认为领导考虑问题多，开车不安全。”“但我就觉得开车是个熟练活，而且自己开车还更有益身体健康。”叶青特别补充道。 叶青告诉记者，他曾算过一笔账：以公车一年的开支3000亿元来算，如果进行改革，最保守估计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事实上他认为公车一年的开支肯定不止3000亿元。“我知道难度是有的，有人还曾替我担心，说我坚持倡导车改或许会影响我以后提拔。但要是改革成功了，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我自己升迁更重要。” 现在最令叶青高兴的是，有关车改的内容，今年终于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 5．石家庄市桥东区柳董庄小区的多数居民，以前都是村民，如今虽然乔迁新居，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仍难以融入城市：乱扔垃圾，往电梯里吐痰……32岁的退伍军人梁建勇，自三年前搬入这个小区后，就坚持为小区义务画车位、擦电梯、清扫垃圾，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感动了很多居民。 来自行唐县的梁建勇，当兵两年，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复员后他被北京车辆段录用，负责安检，三年前搬到柳董庄小区居住，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没给规划车位，很多业主经常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想到为居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建勇介绍说，他买来工具，就自己画起车位来。没有油漆，他就去建筑垃圾站里捡别人扔掉的腻子粉，到现在累计用掉一二十袋腻子粉，画了二百多个车位。而如果购买油漆画这些车位的话，一桶油漆二三百元，200个车位下来，至少要花费几千元。 不仅如此，为解决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他还在小区域了很多自行车停车区。 梁建勇的“爱管闲事”也在小区出了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小区哪里不顺眼都要管。比如，随手捡起没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捡起草坪上的塑料袋、搬开堵着单元门的自行车；电梯口的墙砖碰掉了，他就用水泥修补；楼梯脏了，他马上擦拭；为了提醒大家遵守社会公德，他打印了不少宣传单，贴在每栋楼的门口和垃圾箱上；小区的排水井盖被轧坏了，他从几百米远的建筑垃圾站捡来废弃的水泥铺道砖盖住，一块水泥铺道砖足有百十斤重，他搬不动，就一点一点往前挪，累得满头大汗。 梁建勇的这些努力，虽然感动了很多居民，可也有人不理解。去年
（十二） 【给定资料】 1．2012年7月22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一个“高清版”的北京，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前一晚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的特大暴雨，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已致北京约190万人受灾。截至7月22日17时，在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这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多面北京”，检验着公民社会的成色。在暴雨面前，绝大多数人“守望相助”，但也有一些人、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幸灾乐祸，“趁灾打劫”，令人寒心。 据新华社报道，在暴雨中，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打着双闪开车前往机场免费运送滞留旅客。 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网友“何恩培”在微博中回忆：“六十年一次的暴雨，让我有幸体验‘双闪志愿者’的温情。凌晨3:30我出候机楼的门，迎面站着一个气质美女，背后一辆双闪奔驰，‘去城里吗，免费送’。再看背后，一排双闪车，有别克、有宝马、有大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些市民抛弃了对陌生人的警惕，在网上公布家庭地址，欢迎受困者前往避宿；有商业机构也在网上发布消息，欢迎受困人员前往，免费提供食宿…… 大雨年年有，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源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然而，在这场暴雨袭城的危机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 暴雨袭城本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人的表现却令人心寒。但是，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不是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同样在一场暴雨之中，人们的表现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 这或许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很多人并不知道暴雨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个别出租车司机、旅馆只是在遵从最原始的自利原则，而没有遵从“公民精神”，意识到自己也应在危机中承担公共责任。由此，也就不可能启动自己内心中的“防汛预案”。 2．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的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强震，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整齐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爱心。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物资，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等。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于是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发出了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邱阿兰说。“人们被这样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 3．2010年8月份，著名媒体人赵先生以某小区业主身份，起诉开发商逾期212天交付房产证，要求开发商支付15万元违约金，此案一审败诉，赵先生上诉后再败诉。赵先生起诉开发商支付房产证滞纳违约金的官司败诉后，还有数十位业主，为了维权，也以同一理由起诉开发商，无一胜诉。 不过，在赵先生看来，这已是维权的进步。“唤醒权利意识，比做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维权意识的启蒙，还要追溯到赵先生起诉物业公示公共收益一案。 2009年，赵先生起诉小区物业，要求物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赵先生的维权行为，让小区其他业主开始关注自身权益问题。 “这个案子和我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身份无关，我就是要维权。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号召观众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自己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时就忍气吞声？我不能做这样的两面人。”赵先生将所住楼盘的物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公示电梯间及楼宇外的广告经营收益情况。 记者联系上赵先生，他起初婉拒采访，“这个案子还是不说了吧！我看法院网上把我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内容很详细。”不过聊到为何维权，他提高嗓门说：“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维权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案子，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帮小区的其他业主，尽管结果显而易见，有可能让大家都受益。我也不是由其他人推举来带头告状，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 最终该案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物业公司主动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公共空间的广告收益。 2011年年底，赵先生所在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于是，2012年2月初，物业公司将小区从2006年至2011年的公共空间收益，除去归属物业部分外的86万余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据了解，这86万余元占6年来小区公共空间总收益的85%。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笔钱已经移交，他们希望可以用于园林景观改造。“要没这场官司，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区有几十万的公共收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小区居民说。而且在官司之后，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了变化，换了保安队伍，安保力量加强了，绿树也补植了不少。 小区的物业客服部王经理说，通过与赵先生的两场官司，反而让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4．他是公务员，却跟姓“公”的过不去；他是官员，又跟官员的既得利益过不去。 他是谁？——当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年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更是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交通补助。至今8年过去了，他依然“特立独行”，未改初衷。用“一个人的战斗”，向大家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车改到底有多难？可享受公车待遇的叶青，又为何始终要坚持倡导车改？ 叶青说，他爱车，但是，公车的浪费，却让这位财政专业人士坐立不安。“我原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书匠，研究财政学、财政史。从中国有人提公车改革开始、从大庆车改开始，我就极为关注，算起来已有15年了。”2003年，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开始了他身体力行的车改探索之路。不过，以“叶氏车改”扬名于世的他却很孤独，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粉丝只有“两个半”。 叶青车改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用叶青的话来说，车改的最大阻力便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待遇论’就是认为公车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比如好不容易干到副厅级，就应该享受公车待遇；‘安全论’则认为领导考虑问题多，开车不安全。”“但我就觉得开车是个熟练活，而且自己开车还更有益身体健康。”叶青特别补充道。 叶青告诉记者，他曾算过一笔账：以公车一年的开支3000亿元来算，如果进行改革，最保守估计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事实上他认为公车一年的开支肯定不止3000亿元。“我知道难度是有的，有人还曾替我担心，说我坚持倡导车改或许会影响我以后提拔。但要是改革成功了，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我自己升迁更重要。” 现在最令叶青高兴的是，有关车改的内容，今年终于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 5．石家庄市桥东区柳董庄小区的多数居民，以前都是村民，如今虽然乔迁新居，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仍难以融入城市：乱扔垃圾，往电梯里吐痰……32岁的退伍军人梁建勇，自三年前搬入这个小区后，就坚持为小区义务画车位、擦电梯、清扫垃圾，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感动了很多居民。 来自行唐县的梁建勇，当兵两年，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复员后他被北京车辆段录用，负责安检，三年前搬到柳董庄小区居住，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没给规划车位，很多业主经常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想到为居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建勇介绍说，他买来工具，就自己画起车位来。没有油漆，他就去建筑垃圾站里捡别人扔掉的腻子粉，到现在累计用掉一二十袋腻子粉，画了二百多个车位。而如果购买油漆画这些车位的话，一桶油漆二三百元，200个车位下来，至少要花费几千元。 不仅如此，为解决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他还在小区划了很多自行车停车区。 梁建勇的“爱管闲事”也在小区出了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小区哪里不顺眼都要管。比如，随手捡起没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捡起草坪上的塑料袋、搬开堵着单元门的自行车；电梯口的墙砖碰掉了，他就用水泥修补；楼梯脏了，他马上擦拭；为了提醒大家遵守社会公德，他打印了不少宣传单，贴在每栋楼的门口和垃圾箱上；小区的排水井盖被轧坏了，他从几百米远的建筑垃圾站捡来废弃的水泥铺道砖盖住，一块水泥铺道砖足有百十斤重，他搬不动，就一点一点往前挪，累得满头大汗。 梁建勇的这些努力，虽然感动了很多居民，可也有人不理解。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