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点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懿旨”。6月26日,浙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于列强驻上海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以下哪种对东南互保事件的评价更符合当今史学观点()A. 清政府中央集权面临危机,最终酿成北洋军阀割据的局面B.列强在华势力空前膨胀,清廷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C.张之洞等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境安民,为国家保存势力的作用D.地方势力从此不再听从中央调配

梁启超在1922年这样认为:“孟子常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在这里,他想要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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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代胜于当代,昨天胜于今天,历史在进步B.“治乱论”比进化论更适合解释某些历史C.一治一乱的史观适用于古代而不适应于当代史D.古代史学观点通常缺乏史实作为立论的基础

梁启超在1922年这样认为:“孟子常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在这里,他想要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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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代胜于当代,昨天胜于今天,历史在进步B.“治乱论”比进化论更适合解释某些历史现象C.一治一乱的史观适用于古代而不适应于当代史 D.古代史学观点通常缺乏史实作为立论的基础

论毅力梁启超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意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盘根错节之既经,而随有应刃而解之一日。旁观者徒艳羡其功之成,以为是殆幸运儿,而天有以宠彼也,又以为我蹇于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讵知所谓蹇焉、幸焉者,皆彼与我之相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与否,即彼成我败所由判也。更譬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间风潮之或顺或逆,常相参伍。彼以坚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过之,而后得从容以进度其顺。我则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终不可达也。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成败之数,视此而已下列有关梁启超的叙述正确的是()
A.A.主办过《时务报》B.B.推动过维新运动C.C.极力提倡小说创作D.D.在中国近代最早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

1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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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