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互联网的风起云涌，从根本上颠覆了许多传统行业，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行业和机遇。21世纪初，有学者提出了互联网时代协同消费的理念和发展模式，并将其分为若干阶段。最初，是代码共享，即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信息，但信息流是单向的，用户不能参与其中进行评论和交流。当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用户开始通过网络平台向陌生人分享信息、表达观点，但其分享局限于内容或信息，不涉及实物交易，一般也不存在金钱报酬，仅仅是生活共享或是内容共享
　　随着物物相联时代到来，网络平台公司通过互联网重新整合社会闲散资源和富余劳动力，然后再按需精准配置，实现物尽其用，社会分配从专业化向社会化转变，真正实现了离线资源的共享，即线上的分享协作渗透和延伸至线下，并由此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世界。如今，需求方不但可以享受到低价与个性化服务，也得到了社交机会。对企业而言，随着加入网络的节点及节点间的连接增加，网络的价值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数增加而增加。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其势必会对现行制度和秩序造成冲击，为此，政府应积极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同时，任何商业行为都是以盈利为目标，任何市场的开发也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而过度的资本运作可能导致市场滥用其优势地位，甚至违背市场规律采取不正当竞争。政府理应鼓励相关企业采取科学的商业模式，新经济应当创造真正的消费者，而不仅是通过补贴来吸引消费者。
　　在新经济模式中，个体成为自由劳动者，劳动力价值能得到充分实现并完全由自己支配。供求双方通过互联网发布自己可供分享或需求的物品，不仅能为特定的供给者或需求者提供可选择的交易对象，还有助于掌握交易对象更多的信息，避免不公平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对闲置物资的再利用使得前期投入的成本要么已得到回收，要么当做沉没或折旧成本而收费较低廉，从而令闲置物资的边际成本更低，显现出更大的成本和资源利用效率优势。由于这一系列商业活动完全有别于过往经济行为，加强政府的监督与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建立新的监管规则体系迫在眉睫。在新的规则出台之前，可以运用相关的法理，借鉴现行的法律法规，引导市场建立内部自律监督滴机制，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
　　材料二
　　美国某租赁房屋公司曾发生一起事件。一名房东发现她的公寓被从该公司网站上招来的房客洗劫一空。她在给该公司的信上写道：“他们在我的柜子上凿了个洞，劫走了里面的护照、现金、信用卡和我奶奶的珠宝首饰。不仅如此，他们又搜走了我的照相机、老式电脑和装有我所有相片、日志等备份的外接硬盘。他们掠走了我的一切。”这大概是所有人对互联网时代协同消费经济模式的顾虑了。某调查公司针对美国用户对这一经济模式的调研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人群中，57%的人表示，“对这种消费模式感兴趣，但是仍有顾虑”；而在熟悉这种经济模式的人群中，69%的人认为，“除非信任的人推荐，否则将不会相信”。
　　共享充电宝在成为许多市民生活“标配”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除了共享充电宝自身存在质量安全外，使用者可能还会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曹先生是一位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他说：“每次看到有人使用共享充电宝，我都为他们捏把汗。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台电脑，有电脑的地方就会有黑客。现在大数据、算法不断发展，数据公司和社交软件合作，无孔不入地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如今，我们消费时常扫二维码，通过第三方进行授权，但是第三方支付其实都绑定了个人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在扫码过程中，就存在信息泄露的可能。”
　　本应更方便、更优惠的互联网协同消费经济，有时还会让人陷入更大的麻烦。随着家庭用品加速升级换代，如何让闲置物品流转起来，使旧物出售和消费变成“动动手指就能办成的事”，成为商家瞄准的一片蓝海。不过，由于买卖无需“打照面”、交钱与交货环节分离等原因，网络二手交易平台的信誉难尽人意，“省时省力不省心”，是不少人的共同印象。与一般商品不同，非标准化是二手商品的最大特点，其损耗程度、保养情况等很难得到最合理的评估、考证。如何让踏实放心取代买卖双方的彼此猜忌，除了考验平台的服务智慧、相关部门的治理决心，还有赖于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
　　由于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如何解决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也让人颇费思量。租车、私厨、保洁……“互联网+”催生了很多以APP为平台的服务业务，通过APP和客户建立联系并提供服务，是否就算是和APP的运营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邓先生、孙先生等7名厨师，通过某公司APP平台成为上门掌勺的“私厨”。日前，他们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自己和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要求支付双倍工资、休息加班费等酬劳。该公司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务合作协议，孙先生等通过其旗下的APP平台，依照客户需求接单提供服务，是否接单和工作时间的选定均由孙先生等人自行掌握，他们不接受公司管理，因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互联网+”劳务是近年来兴起的劳务形式，网络服务平台运营方与加入平台的劳动者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是一个尚有争议的法律问题。这就造成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风险加大。
　　某些网站只需付费即可杜撰、发布不实词条，让人对这场新经济的盛宴又多添了几分忧虑。有网友打趣，互联网平台在实现“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的同时，也在分享着以假乱真的故事。一方面，这一创新模式让人们遨游于知识的汪洋；另一方面，利益架构起来的知识岛屿往往会误导人们求知的航向。一位哲人曾说，一切背离了公正的知识都应叫做狡诈，而不应称为智慧。平台的开放性与真实性从来都不是背道而行的，更不容许贪婪的欲望主导信息的传播。每个人不管是主动分享，还是被动接收，都应遵守规则，承担责任，用客观理性的观念培育知识的植株，做一名慧眼识珠的花匠、恪尽职守的护花使者。如此，知识的花朵才会灿然盛开、芬芳四溢。
　　材料三
　　“观众想细看养心殿的文物，不用再趴窗户了。”据媒体报道，从2017年9月28日到次年2月，深藏于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的268件文物“移驾”首都博物馆，接受公众的检阅，这也是养心殿文物首次“出宫”。大批珍贵文物走出故宫，不仅仅是博物馆系统内部的一次完美合作，而且有着更为深广的意义。即文物不再一味地深“藏”不露，矜持内敛，而是正在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越来越亲民的路径，融入老百姓的生活。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一个一流的博物馆并不在于藏品多么丰富，而在于人们有机会看到这个馆里大量珍贵的藏品，并将博物馆文化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去，从中汲取有助于现实生活的灵感。
　　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王谢堂前燕，可谓比比皆是。如公众像“追剧”一样密切关注海昏侯墓的考古挖掘。无论是展示时间，还是展览手段，均创下了纪录。这样的努力，既是一种文化普及，也是一次全民性的价值提升。遗憾的是，从全国范围看，文物体眠的情形不在少数。由于资金缺乏，在许多县级文保所，众多国宝级文物多年深藏在地库之中。有些文保所甚至连一个像样的仓库都没有，大量宝贵的出土文物随意堆放在地上，令人叹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高达76万处，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4295处。这里面有多少文物常年深藏“冷宫”、不为人知?听任文物闲置，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文化浪费。国内不少地方，虽然也建起了宏伟富丽的博物馆，但由于理念的落后以及过度保护的错误意识，能够展出来与公众见面的文物仍十分有限。文物就应该走出封闭状态，接受公众的观赏，让民众共享。文化的传承、历史的重现、艺术的熏陶，往往在这种亲炙一面中得以完成。一个人若有幸在众多传承有序、历史和文化价值极高的文物精品中获得滋养，也一定会受用终生。
　　材料四
　　从16世纪开始，关于梁祝故里的争议就一直不断。在各地反映梁祝故事的戏曲和民间文艺作品中，梁祝的故乡一直没有得到确认。据考证，梁祝故事的流传涉及多个城市。一直以来，各地都言之凿凿，声称自己是正宗嫡派。相对于竞争故里的热闹，中国民俗保护开发研究中心的陈教授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如今能原汁原味将梁祝传说从头至尾讲一个钟头的人，只剩寥寥无几的几位老人了。“人们所熟悉的梁祝，只剩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概念。它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实已到了濒危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危机，各地都认识到，合作才能共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经过多方协商，这些城市达成共识，共同发布“梁祝传说”联合申遗倡议书，确立起“天下梁祝文化是一家”的理念。终于，“梁祝传说”进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这些城市的共同协作下，对梁祝遗存的保护与抢救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抢救了一批梁祝文化传承人的录音、录像；整理了一批梁祝传说、歌谣；收集了一批历代有关梁祝的记载与相关文物、资料；保护了一批与梁祝传说有关的遗址遗迹；创作了一批关于梁祝的文艺作品，出版了《梁祝文化大观》《梁祝文库》等专著。与此同时，共享“梁祝”品牌资源，也给各遗存地注入了发展活力。依托梁祝文化资源，有的城市举办中国梁祝婚俗节、建设梁祝文化园，有的打造梁祝文化小镇，以此带动婚纱摄影、婚庆、体闲旅游等文化产业发展，有的对景区进行改造，恢复传统的观蝶节等。
　　2011年，全国美术馆开始实行免费开放，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担心：面对国内美术馆缺少固定陈列、展览参差不齐的现状，观众愿不愿意走进去？即便走进去了，在公众审美需求不断变化的今天，怎样吸引他们驻足？从2012年开始，文化部年年组织推出“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除以国家重点美术馆为代表的一些大型综合美术馆每年都推出重磅展览之外，还有一些地市级甚至县级的基层美术馆也积极参与其中。参与的美术馆多了，藏在深闺的作品露脸频繁了，公共教育与推广的手段也丰富了。各美术馆打破自身馆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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