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材料1.乖巧、精力集中、外表帅气，这是12岁男孩小邓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但这也仅仅是第一印象。不久前，他在广西南宁市中心的一座大型商场里面大吵大闹了半个小时，引来了众人的围观。他的妈妈蔡女士眼中泛着泪花道：“孩子5岁时确诊患上自闭症以来，在外人面前自己的面子已经丢光了，甚至还有人以为自己是‘后妈’。”自闭症又称“孤独症”，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由于先天脑部发育不足，自闭症患者在语言能力、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方面有所缺失，目前并没有根治的办法。我国将自闭症列为精神残疾，排在儿童精神障碍首位。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自闭症患儿数约为164万人。谈到自闭症儿童这个话题时，N市安琪之家康复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王芳言语中有着许多无奈。王芳说，有自闭症患者的家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在患者的治疗上，而且患者还要有专人陪护，更重要的是这些家庭还承受着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以及不理解。一些家长因为过程艰辛而放弃对孩子的治疗，一些家庭为此而破裂，有个别家庭甚至抛弃孩子。2014年年初，登上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节目舞台的自闭症患者周玮以他过人的数学运算能力征服了广大观众，也使得“自闭症”这个名词逐渐被大众所了解。王芳说，这并不是个例，“很多人对自闭症有误解，认为他们是智障，是对社会没有用的人，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一些自闭症患者有着独特的‘技能’，甚至会比一般人强许多。”王素玲是内蒙古人。一年前，在儿子被确诊为自闭症后，她和老公便决定来到宁夏做生意，既是为了给孩子做康复治疗，也是为了躲避熟人异样的眼光。“我们的压力很大，在亲戚朋友圈里担心孩子会被看不起。”社会压力迫使很多父母选择将孩子“隐身”。据宁夏残联康复处工作人员介绍，国家的救助项目能帮不少孩子解决康复训练费用问题，但很多家长不愿带孩子接受病情鉴定或治疗，因为他们害怕外界把孩子当成残疾人。在担心外界的歧视之余，孩子走出康复机构后该去哪儿也成为自闭症患儿父母们的忧虑。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经过康复训练，能够像正常孩子一样入学接受教育。然而，由于自闭症患者很难彻底治愈，即使是康复比较好的孩子，其认知和行为水平与正常孩子相比还是有差距，能走上求学之路者寥寥无几。“我孙子今年9岁，明年就要离开康复机构了，我几乎问遍了银川所有的小学，对方一听说孩子有自闭症，便拒绝了。”一位李姓老人说。当前中国的特教学校很少有自闭症教育的办学条件。据宁夏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忠华介绍，目前特教学校教学涵盖了聋哑、盲、智力精神残疾等类别。由于自闭症是最新划出的残疾类别，且它在师资配备和硬件上都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当前还很难接收这类孩子。
2.人们这样描述自闭症儿童：他们不聋，却对声响充耳不闻；他们不盲，却对周围的人与物视而不见；他们不哑，却不知该如何开口说话。因为自闭症儿童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烁着微光，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此被称为“星星的孩子”。2014年4月2日是第七个世界自闭症日，“壹基金”发起了“以沉默为自闭症儿童募捐”的“蓝色行动”。活动微博在短短三天内就得到了近1.3万次的转发，众多娱乐界明星也参与其中。“壹基金”公众参与中心副总监姚遥说，据统计，目前全国只有300多家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远远不能满足自闭症儿童治疗和康复的需求。自闭症儿童家庭在前期要投医确诊，且在康复机构中花费巨大。“我们的目标是以这次活动促使全社会了解自闭症，关注自闭症儿童的成长，并为有自闭症儿童的贫困家庭募集善款，提供帮助。”为了帮助自闭症儿童能够顺利升入普通小学，2004年，天津市宜童自闭症研究服务中心与河西区第八幼儿园共同开创“自闭症儿童随班融合”教育模式，至今已10年。“如何能够让这些孩子更好、更适应地升入普通小学”成为宜童创始人张原平不断探索实践的课题。2011年，宜童人研究探索出帮助自闭症儿童逐步适应陌生群体与环境的“三阶段融合模式”。经过3年多的实践探索，宜童迎来了完整经历了“三阶段融合训练”模式的第一批毕业孩童。如今这些小朋友已完全适应幼儿园生活，基本不需要专业教师的特别辅助，具备独立听讲、回答问题、表达意愿、同伴交往等能力。为了让上述已顺利完成幼儿园阶段“随班融合”教学的适龄入学儿童适应未来普通小学的学习生活，宜童自闭症研究服务中心在“世界自闭症日”向全社会普通小学发起倡议：请听“星星的孩子”心底呐喊——我也想上学。希望普通小学提供一节课的时间、一个教室的空间、一个班的同学，让“星星的孩子”来到学生中间，一起上课，一起交友，一起感受小学生活。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闭症儿童，全社会对自闭症儿童的理解、认同、帮助也越来越多，使他们有了“伴儿”，也有了“家”。即使只是帮助他们学会基本生活技能，也会给他们的家长一丝安慰——家长总有一天会不在他们身边，到那时，希望他们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3.据民政部统计，2010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近15万人次；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课题组的报告表明，中国流浪乞讨未成年人人数超出这个数目。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失去家庭庇护，他们往往结群生存，抱团取暖，形成儿童丐帮。2012年11月15日傍晚，B市天降冷雨，街上行人口呼白气，急于寻找各自遮寒的去处。5名流浪儿童也找到了去处。他们钻进一个垃圾箱，试图熬过那个漫长的寒夜。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孩子们生起了一个火盆，却没能等来温暖的世界。11月16日清早，捡垃圾的婆婆发现了5个蜷缩在垃圾箱里的孩子。随后，警方赶到，确认5名少年（后文简称“五少年”）已死亡。不久后，媒体传出，震惊全国。这也成了B市坊间热议的话题。事发地不远处一间小饭店内，有酒客高声谈论此事，也有外地人向老板娘打听情况。老板娘一直冷着脸，半天才说一句，“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能活下去，我们这儿死的可是娃儿”。11月19日，B市政府公布了五少年的具体信息，他们都姓陶，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11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山区的五少年的老家。这里房屋多为土坯房，牲畜在泥路上随意奔跑。当地村民生活大多贫困，为谋生路，许多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五少年的家更是家徒四壁，除去锅碗瓢盆和被褥，没有任何值钱家当。少年们的大伯陶某回忆称，孩子们是在11月5日不见的。5名少年中，有4人的父母均在深圳打工。孩子失踪后，学校校长和老师曾来家探访，他也曾打电话询问亲戚，但并没有报警。5名留守儿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像野草一样生长。很快，他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事发后，官方公开资料显示，五少年曾多次跑到外地，被警方送回。当地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透露，这几名陶姓流浪儿已经是第六次被发现，“前几次，这些孩子特别调皮，白天答应待在民政局，到了晚上下班以后，便把门窗撬开跑了。”其中一个少年曾表示不愿回家，“不想回，妈妈已经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他一喝酒就打我，我真的不想回家，只要你们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工作人员联系到该少年远在深圳的父亲，这位交亲却在电话中回应：“我不要了，他爱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在外边打工也难。”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他勉强同意先让同乡把孩子领回去，过段时间再接孩子去深圳。然而，少年最终没去深圳，他和兄弟们每日在山野中撒欢儿奔跑。学校的老师曾表示，这些孩子太野，管不了。11月5日那天，村里的吕婆婆看到五少年正往山外跑，少年们还试图喊她的孙子一起。“出去混！”孩子们当时豪气万丈地说。那天后，五少年走出大山，来到城市，躲进垃圾箱，最后变成冰冷的尸体。
4.面对5个无辜少年的死亡，人们开始追问：寒冷冬日，孩子们流浪之时，父母在哪里？找不到父母时，社区在哪里？政府在哪里？矛头的最前端，是主管庞大繁杂社会事务的民政部门。B市相关负责官员因此受到问责，并被停职、免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B市这次事件处理方式太简单，仅仅撤掉一个官员是远远不够的，相关部门应该马上采取特殊措施，从国家体制层面着手解决儿童照料问题。他介绍，在儿童等弱势群体照料方面，我国缺少相应的行政机构，相应的专业人员和硬件设施也处于空白。张传文是山东省泰安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主任，他把“严格落实责任制”放在做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最重要的位置上。“公安做些什么、城管做些什么、基层社区做些什么、救助站做些什么，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张传文认为，B市五少年之死，问题的根源出在“谁来发现流浪儿童”这个环节上，“他们在这个片区生活有段日子了，怎么没人给送去救助站？”目前，中国各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同时担负着救助流浪儿童的职能。但尴尬局面一直存在，不少进入救助站的孩子还会想尽办法逃脱。在成都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为了重回街头流浪，4名孩子不惜取下淋浴器的铁水管，击昏工作人员。“他们认为街头生活更加自由，也能赚到钱，比回家好。”工作人员解释。对此，广东省委党校法律系副主任刘铭盛指出，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制约目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开展的根本原因。“目前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惩罚性规定不明确。西方国家对遗弃罪的处罚很严厉，我国则比较宽松。这就造成对不负责任的家长处理起来威慑力不够。”中国网发表评论认为，应该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和家庭的责任。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对家庭暴力、出租和遗弃儿童等丑恶现象监督和惩罚不力，对离异家庭、单亲家庭的儿童保护不足，致使流浪儿童日益增加。公益人士试图给他们一张课桌，爱心人士试图给他们一个家庭，然而，这些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路。谁能给流浪儿童一个温暖、稳定、可持续的保障？每一个公民，本应与生俱来享有生命、生存的一系列政府保障，这并不因他是一个流浪儿童而有所减少。相反，这样的政府保障，在流浪儿童身上原本应当体现得更加充分。最好的政绩工程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政府报告，而是每个公民的生命、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5.近年来，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重视。据全国妇联最新调查显示，全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