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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邵宁是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的管理人员，烟瘾很大。在北京开始实施最严格的禁烟令之后的100天时间里，他感受到了影响。邵宁说：“我过去在咖啡店与人会面时会吸烟，现在不能这么做了，连机场也取消了吸烟室，真是太不方便了。”但邵宁说，他仍然可以在小餐馆里吸烟，几乎没有任何人会抱怨。他在办公室也不吸烟了，因为有一次办公楼里的保安要求他到楼外去吸．但他最近看见一些人开始在走廊里吸烟，而办公区也没有禁烟标志。
2015年6月1日，北京推出控制吸烟条例，禁止在餐馆、办公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以及所有“带顶带盖”的公共场所吸烟，并禁止在中小学校、儿童医院等地方的室外区域吸烟。
但是．尽管严厉的控烟行动大大提高了公众意识，但执法特别是在办公场所和餐馆的执法仍然存在问题。北京市开始控烟执法后的三个月内，有关部门接到了关于违反控烟规定的近8000件举报．其中70％与在办公楼、餐馆和娱乐场所吸烟有关。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办公室主任刘辉说，执法人手少是个问题。北京有400多万吸烟者，有130万到170万个社会组织(单位)，目前平均每天接到100多个投诉电话，“执法力量根本达不到”。
这是迄今北京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处罚力度最大的一次。违规个人将面临最高200元的罚款，与此前的罚款金额相比有了大幅提升。餐馆如果没能阻止吸烟行为，可能将面临多达一万元的罚款。
然而处罚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若要真正实现全民禁烟控烟，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民众教育和烟草危害宣传工作中去。禁烟广告宣传、教育，让人们对吸烟危害有更深入的理解，让民众意识到随意在公共场合吸烟是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帮助人们从主观认识上自觉遵守禁烟规定。
北京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的吴益群说，公众对北京控烟意识增强这一点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控烟仅靠政府是不可能的。
“禁烟令”出台后，北京控烟协会与网易共同对10万网友发起了调查，当被问到“在禁止吸烟场所发现有人吸烟会不会阻止时”，大多数网友选择了否定的答案。尽管对身边的烟民不堪其扰，但依然会选择忍气吞声，这种主动放弃行使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无疑助长了“老烟枪”们的气焰。如果每个人都能当场指出吸烟者的错误，让他们感到羞愧，那么吸烟乱象就会得到改善。
“控烟”不等同于“戒烟”，控烟的本质是在公共场所不对他人造成影响，而遵守控烟条例。实际上也是一种具有公共意识的表现。
2．2015年8月19日，某市公交车上发生了一件奇葩事：车厢站满了乘客，一条小狗却堂而皇之坐在座位上。乘客希望狗主人将狗抱起，把座位让给年纪较大的乘客，狗主人反而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为狗刷了卡，可以坐一个座位。面对乘客指责，狗主人甚至背着乘客，不理不睬．一直到杨家坪下车，狗主人都没有为其他乘客让座。
带狗上公交，甚至“狗占人座”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不是很普遍，但是总容易引发社会的争议，其焦点都指向公共文明的短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饲养宠物狗已经成为很多城市人的休闲生活方式之一。正因为一些人过度看重家中的宠物狗，频频制造“狗占人座”事件，引起社会争议和纠纷，也引发很多人的不满。
“狗占人座”并非现代文明进步的表现，而是于法予情皆不合的任性行为，是一些人理解错了现代文明精神。
公共空间中每个人的行为必须服从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的需要，从而对行为的自由作出约束，并将一部分自由的权利让渡给公共空间。城市养狗等宠物也是如此，但是养宠物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例如，带狗上公交，侵占了公共交通的资源供给，哪怕是像狗主人所说的给狗刷了卡，也是不允许的，客观来说不是钱的事，而是占有了他人乘车的空间与便利。除此之外．也可能对公共安全带来影响，如对狗疏于约束会吓到小孩、绊倒乘客等，还会影响公共卫生甚至传播疾病。
“狗占人座”是公共文明现状的缩影，折射出少数人缺少公共意识，将个人的自由凌驾于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之上，将好恶与道德的判断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之上。无疑。对此类不良现象，必须加以批评和谴责。然而，对公共文明的培养，仅仅局限于道德评价和教育引导是远远不够的。从很大程度来说，公共文明更该是规则的文明，即具有共识的行为界限，哪些是允许的。
哪些是禁止的，违反了又该如何处理，给予个体行为以清晰的界限。
这些年，加强城市养狗立法的声音不断，规范养狗行为，禁止狗进入公交、商场、学校等场所也是内容之一，都列入了相关的法律条款。但是，徒有法不足依的现象比较普遍。对此，公交司机表示自己无权处理与罚款，而车辆运管部门解释了一通法规，又建议司机报警，由警察处理。管理踢了皮球，只会弱化法规的效率，公共文明事实上还是处在蛮荒地带野蛮生长。倡导和培养公民的文明素质，不但立法要快速跟进，而且城市管理的方式、手段，也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真正地管起来，富于智慧与效率。
3．德国人极守交通规则，哪怕交通信号灯坏了红灯一直亮着，德国人也会站在那里“傻”等。德国人很注意遵纪守法和讲公德，厕所总是很清洁，就连野外公路边上的一些比较简易的厕所也是这样。虽然这些厕所很少有清洁工打扫，但地面上也同样看不到有肮脏难看的印迹。
便后，人们都自觉冲厕。
家长们普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家长必须做出榜样。在德国，你如果随地乱扔垃圾或者在没有停车标志的地方停车，马上就会有人过来阻止你，并给你讲明一套遵守社会公德、为下一代做好榜样的道理。这种氛围不仅培养了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也规范了成人自觉遵守社会秩序。
德国人遵纪守法和讲公德习惯的养成，除了家庭影响外，学校教育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德国各州可以自行制定教育法，但其内容都有关于培养学生守法和讲公德的条款。比如，巴登一符腾堡州的教育法就把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要“让学生们了解自己作为国家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
美丽的“狮城”新加坡在世界上享有“花园城市”和“最守规矩的城市之一”的美名，这离不开新加坡政府多年来大力倡导公民道德建设和奉行以法治国、以德育人的明智政策。
在新加坡。政府官员经常利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宣传社会公德，向国民强调天下为公、同心同德、团结爱国、遵纪守法和爱城护家等观念的重要性。
每年举行的20多个全国性公德教育宣传活动，已成为促进国民思想道德建设、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的重要工具。新加坡政府每年都会在16个市镇理事会之间进行一次最清洁组屋区比赛。通过评比活动，调动城市管理人员和居民的积极性。
在新加坡，有随地吐痰、乱扔烟头杂物、乱写乱画、在公共场所吸烟、在公共场所嚼口香糖、在地铁吃东西、18岁以下人员喝酒、上厕所不冲水、乱过马路、涂抹钞票、放鞭炮、从楼上往下扔垃圾等行为者都要被罚款或被判鞭刑、拘留甚至坐牢。
新加坡按照以法治国、从严治国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例、禁令，规定了公民在道德建设方面的义务与责任，并且每一个层面、每一项要求都可以找到法律的依据。许多在我们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在新加坡却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严明的法纪，鞭策新加坡人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到过日本的人都会发现，日本人守秩序，彬彬有礼，优良的国民素质令人惊叹。究其原因，除却良好的家庭、学校教育和社会大环境的浸染，更重要的是日本拥有近乎严苛的法律来规范国民的行为，以及务实的执法能力。
一份“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研究资料中谈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文明开化历程。在那个时期，日本颁布了许多关于促进风俗改良的惩戒政策。比如小儿随地大小便，在马路投掷死亡家禽，喧哗、争吵、妨碍他人自由，攀折路边及公园树枝并随意损害植物，等等，类似行为一经发现，均有警察施予罚金处分，无力缴纳罚金的，就要被拘留或是鞭刑。
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抽烟，乘车时抢座、打架等现象屡见不鲜。1988年，韩国政府为了办好汉城奥运会，并向全世界展现崭新文明的民族形象．痛下决心整治不良风气，一旦发现上述现象严惩不贷；同时，还开展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教育活动。结果一年时间不到，国民整体素质就有了很大提高。
4．近年来，上海下大力气创新文明旅游宣传方式，引导促进市民文明出游，更好地塑造和展示城市的良好形象。经过多年努力，在上海，文明出行正成为一种共识。
2015年暑期．上海首部动漫文明旅游宣传教育片《小叮当的一天》开播，通过动漫人物演绎了旅游中的不文明现象，形象地引导、启发青少年在出行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教育青少年做到“除陋习、有素养、行文明”。
多年来，上海组织开展“文明出行、快乐旅程”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广场社区咨询、设置文明旅游签名墙、由居民代表宣读文明旅游倡议书等形式提升公民文明旅游意识。全市以机场、车站、公园、街头、风景区、星级宾馆、社区等为宣传阵地，制作了一批新颖活泼、导向鲜明的文明旅游公益广告，并印制了一批公益海报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及小区和单位的宣传栏，营造了文明出游的浓厚氛围。
2015年，上海市文明办组织市交通委、市旅游局等市文明旅游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推广文明旅游标志、签名承诺文明旅游、扫描文明旅游二维码，并率先在全国开展文明旅游志愿者招募工作，唱响文明旅游歌。目前，上海每天有820余名文明旅游志愿者在全市机场、客运站等区域开展活动。
加强文明旅游工作，出境游是重点。上海有针对性地开展出境文明旅游教育引导工作，在签约组团环节形成“行前告知、行中提醒、行后总结、全程引导”的文明旅游引导工作规范。上海市外办积极引入社会资源，运用APP软件、微信公众号和网页，整合、发布海外领事保护业务、安全防范知识和境外文明礼仪三大内容，方便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