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几乎所有中国孩子胸前都曾飘扬过红领巾，人人都知道它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标志，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旗一角”，对于初入学校的孩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与向往。然而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称：“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没有红领巾，为教育其上进，该校便为这部分学生发放了绿领巾。”　　“绿领巾”本身并不惹人厌憎。有不少城市在尚不到入队年龄的一年级新生中间试行“绿领巾”，将它作为少先队“预备队”的标记，衬着一张张稚嫩笑脸，像新长出的树苗一般可爱而充满希望。　　但这一次，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绿领巾”，却被老师当成“激励没戴上红领巾的学生”的手段、被学生们解读为“差生”的身份标志。记者采访时发现，孩子们一离开学校就赶快摘下“绿领巾”藏进书包，听见系“绿领巾”的孩子说：“不戴怕老师说，我学习就这样，戴上绿领巾也没用”，系红领巾的孩子说：“你学习差，只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　　放学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二十四中的学生走出了教室，穿红色校服的同学显得格外显眼。这种红校服是优秀生的专利，普通学生穿的是蓝色或白色校服。红校服背面，印有白色“包24中优秀生”的大字。　　没能穿上红校服的同学对媒体表示，“不好意思跟‘红校服’走在一起”，因为“人家一看就知道谁学习好，我们穿蓝校服的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无论是“绿领巾”还是“红校服”，这种有色教育无疑都是一种冷暴力、软暴力。这种暴力的特点在于，行为者不是通过殴打、体罚等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是以冷淡、放任、嘲讽的态度区别对待学生。从实践来看，后者比前者更为可怕。正如心理专家所指出的，较之殴打、体罚给孩子造成的身体伤害，“冷暴力”给孩子造成的隐性伤害更不容易被发现，也是危害最大的。　　包头市河东区教育局已对此事作出处理，要求包头二十四中停止学生穿红校服的做法，并在一周内收回发放的全部红校服;学校要通过召开家长会、打电话等多种形式，向学生及家长说明情况，挽回因此事造成的不良影响。教育局还表示，将就此事在全区中小学校进行通报，要求各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的意见，不得以任何形式区别对待学生。　　2)“孩子表现不好，就在他脸上盖个蓝墨水的印章，这跟古代给犯人脸上刺字有什么区别”。有家长向《南方都市报》投诉称，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芬小学有老师在表现不好的学生脸上盖章以示批评。　　记者在该校三年一班教室内看到，有3名孩子脸上分别有红、蓝两种颜色印章。涉事老师称，该校有一项争优创先的学生评比活动，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她个人考虑欠妥，将原本应该盖在本子上的印章用在学生脸上。上芬小学副校长向孩子及家长表示歉意，并称会认真反思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孩子毕竟是孩子，难免会犯错，孩子犯了错，给点小小的“惩罚”是必要的，但这种手段在使用时要慎之又慎，否则会起到不良效果。　　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十个指头有长短，山中树儿有高低。生态自然之规律尚无法改变，与其对小学生的教育来说，想通过一些“无知”、“激进”、“拔苗”、“速成”等方式来提升，是不可能的。“绿领巾、红校服、蓝印章”等事件又一次挑战教育理性了，每一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都该意识到，需要坚守的仍然是“遵循教育规律”这一教育的底线!　　值得警醒的是，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今天，除了家长投诉、媒体曝光的案例以外，还有多少荒唐的有色教育在被一些学校与教育者沿袭?对此，不仅教育者要反思教育行为的对错，多一份教育智慧，少一份教育浮躁。教育部门也不能止于要当事教师退款道歉，而要明确要求各级各类学校以平等的观念教育和引导学生，坚决反对学校以任何方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所谓的“好”与“差”的区别。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教育发展迅速，一座座校舍拔地而起，一间间教室书声琅琅，一个个园林化校园相继落成，反观农村教育落差太大。不可否认，上世纪末，我国农村教育就实现了“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14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81%。但是农村教育相对落后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扭转。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一直把教育支出作为必保的重点。早在1993年我国政府就提出，到2000年这一指标达到4%，据数据统计，当时这一指标为246%。199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是255%，2015年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超4%，但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左右的水平。　　4)“我从2008年到A农村小学当校长以后，就经常听到老师们的诉苦。”提起农村老师面临的困境，A校校长江某深有感触。　　江校长回忆说，他刚到A校，就骑着摩托车驱车十几公里走访几所最贫穷、边远的小学查看情况。“第一眼见到，寥寥数十学生，几名老师，校舍非常简陋，更不用说实验室、图书室了。第一感觉就是很凄凉，而那里的老师们却对我说：‘习惯了’，听了心里感动又很难受。”他还说，老师的事业就是良心工程，他们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地工作生活着，他们的境况值得同情，奉献值得尊敬。　　江校长向记者介绍了A学校老师的基本情况，教师的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这部分年纪较大的教师，大部分是民办转公办教师，青年教师大部分参加专科或本科的自考、函授。专业水平12%左右的教师不适应目前的教学工作，52%处于适应期教师，专业较好的教师占31%左右，骨干教师仅占5%左右。　　记者了解到，许多老师仍然没有学生意识、问题意识，离开教材教参无法上课;部分教师对课程标准、材料作用认识不清，备课上课抓不住重点，突不破难点，大部分教师工作兢兢业业，但大都以完成教学进度为主要目标，对学生是否有真正的发展关注不够，“严而不活”、“灌而不思”、“教而不启”是大部分课堂的真实写照。　　江校长笑说他20多年的教龄了，一个月工资还不到2000元，农村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而这1000多元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压力很大。　　“大学本科毕业生刚进校做老师时，扣除三金后，每个月只剩下880元的薄薪，只比本地最低工资水平850元/月多了一点点。这样的工资待遇，自然留不住年轻老师。”一位年轻老师说道。　　此外，在这里上学的农村学生中，38%吃不到肉类，偶尔吃一次，也不到一两，61%的学生吃不到蛋类，80%的学生吃不到奶制品，39%的学生吃不到豆类，35%的学生每天只能吃到一种蔬菜，主要是土豆、白菜、萝卜等。大部分学生吃的菜是从家带的咸菜、辣椒酱。　　“长期这样的饮食会引起能量——蛋白质缺乏、钙缺乏，从而导致营养不良、生长发育迟缓、身体抵抗能力差等现象。”江校长说。　　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的身高、体重均落后于城市同龄儿童，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数据显示，贫困农村学生各年龄组的身高和体重平均值低于城市学生。　　5)当前，社会各界对异地高考政策关注度很高，各种立场观点纷纷扰扰，让人雾里看花难得真切。　　对于异地高考，大部分城市本地户籍群体选择站在了反对一方。网络上反对异地高考的声音一直都有，但并未形成很大声势。直到20余名反对“异地高考”的京籍人士到北京市教委表达反对异地高考的诉求，当场与非京籍学生家长代表发生语言争执。坚持争取孩子在北京“异地高考”的家长们被称为“异闹”，微博上许多反对异地高考的京籍人士把自己的微博头像改成统一的“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的原形标识，圆心里写着北京二字，下面配着一个被咬出一个缺口的幼苗图案，以比喻他们眼中外地人对他们所在城市的“蚕食”。　　北京一位初中生的家长表示，虽然理智上认同放开异地高考的观点，但从现实考虑看，还是不愿意。“现在的高考政策，外来人口子女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一旦放开异地高考，很难从技术上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与‘高考移民’作出区分，很容易让某些人钻了空子。说心里话，应该没有一个北京的家长会愿意的”。　　2015年末，北京市现有常住人口达2170.5万，已超出国务院2003年批复的总体规划中所提出的“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调控目标。在这2170.5万常住人口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226万，占常住人口的35%。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从2001年的1397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1243立方米，成为我国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地铁客运量已从2005年的68亿人次/年增加到2011年的219亿人次/年，9条线路的高峰小时满载率超过100%。京籍家长们担心，如果放开异地高考政策，北京恐怕难以承受。　　来自四川的家长王道运现在北京是一名高级软件工程师，他表示对于像自己这样常年在北京工作却没有户口的家庭而言，开放异地高考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未来能否落实，即使落实自己的孩子能否成为受惠者，他并没有把握。“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这个城市收入尚可、生活体面，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什么子女不能平等地享有教育权利?”王运道表示，虽然期盼异地高考，但并不愿意拿孩子的教育做赌注，无期限等待。“我给自己划定一个期限，如果到孩子小学毕业，还不能解决北京高考问题，我会选择结束在北京的事业，回到四川工作、生活。”　　家长易琪谈到，她在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之前，和大多数“沉默”的外来人口一样，接受着不能在北京异地高考的事实。但直到有一次，她的孩子获得了“三好学生”，但学校并未上报。学校给出的理由简单而现实：你的孩子非北京户口，拿了也浪费，不如给其他孩子，更有价值。“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不想孩子从小就接受不公平待遇，那将会给他带来很大的伤害，恐怕不能健康成长。”易琪呼吁其他家长加入到呼吁教育公平的队伍中。　　某专家指出，教育部和各高校以地域为依据对不同省份的考生进行区别对待，使他们在受教育机会上彼此差别巨大，侵犯了他们的平等受教育权，无利于教育公平。　　6)2016年3月9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细化和落实政策措施，确保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都能在流入地参加高考。　　从2013年开始，我国异地高考“破冰”。当年，有4500名符